我党重要历史人物都有哪些“绰号”?

时间: 2018-09-16 23:46:07 分类: 知识

我党重要历史人物都有哪些“绰号”?

我党重要历史人物都有哪些“绰号”?

  何谓“雅号”?“雅号”就“绰号”而言,即“外号”。本文所说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外号”不含有“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下面笔者将所搜集到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雅号”的由来实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毛泽东曾有“毛奇”的雅号,周恩来的雅号是“胡公”
  
  毛泽东曾有“毛奇”的雅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其实,“毛奇”(德文为MOLKT,音译为毛奇)是德国一位富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的名字,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雅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志向非凡,才华超群。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为中国人民立了奇功,而且还在世界上创造了奇举,此雅号是受之无愧的。 [由828啦828La.CoM整理]
  
  周恩来的雅号是“胡公”。周恩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个雅号是他1928年开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获得的。当时,环境险恶,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时以前和晚上6时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张闻天的雅号是“开明君主”。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1960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迫害。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张闻天的人品与工作时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那以后,张闻天就有了“开明君主”的雅号。
  
  任弼时的雅号是“骆驼”。任弼时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五至七届中央委员。1949年被推为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却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对此,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把这种表现形象地喻为“骆驼精神”。任弼时也因此得了一个“骆驼”的雅号。
  
  谭震林的雅号是“谭老板”。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副主任等职。1940年,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调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化装成一个绸布店的老板,身穿长衫、西裤,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手持“通行证”,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平安到达常熟阳澄湖地区展开工作。“谭老板”的美称,由此在党内军内传颂开来。
  
  胡乔木的雅号是“党内第一支笔”。胡乔木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胡乔木于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由于他无数次起草重要的政治报告、决议和指示等文件,如曾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重要文献起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他的大家风范,他在延安时期就赢得了“党内第一支笔”的雅号。
  
  二、乔冠华的雅号是“乔老爷”、潘汉年的雅号是“小开”
  
  舒同的雅号是“马背书法家”。舒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树枝在地上画;骑在马上,就用手指头在裤腿上画。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雅号就伴随了舒同一生。
  
  乔冠华的雅号是“乔老爷”。乔冠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的喜剧电影逗乐了许多观众,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将“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他这个外交部长助理。就这样乔冠华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称他为“乔老爷”。1971年10月25日晚,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当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一职时,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能写文章,口才又不错,就让他当团长吧。”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早睡早起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起床后,常常从下榻处10楼卧室的外长廊走到另一头乔冠华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喽!”
  
  杨秀峰的雅号是“红色教授”。杨秀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又亲自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还积极声援营救上海“七君子”等,因此广大青年学生就给他起了个“红色教授”的雅号。
  
  潘汉年的雅号是“小开”。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诬陷为“内奸”而被判刑并开除党籍。“文革”中受到迫害。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潘汉年“小开”这个雅号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当时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虽然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旧时的十里洋场,上海人称老板的公子为“小开”)。后来此雅号在党内逐渐传开。1936年8月26日,在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秘密会晤张学良的潘汉年发去的电报,开头写的就是“小开兄”。

【结语】:我党重要历史人物都有哪些“绰号”?(全文完),小编在下方为大家整理了更多好看的相关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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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窍门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窍门--预览

      

    李克勤题记:

    我们很多朋友学英语感觉很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得法。毛主席晚年学英语成效显著,他的方法有什么窍门值得研究。
      

      

    这是一幅我们不陌生的照片,一般的说明是1957年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


      
      据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林克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身边摄影师拍摄的。
      
      毛泽东是在1910年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英语”这门课程的。这一年,他17岁。从1910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先后换了五所学校,这些学校都开设了英语课。大概因为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学和社会上,因此对英语重视不够,并未真正学好。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了能直接看懂外文书刊,并为日后出国做准备,毛泽东又开始补习英文,但收效不大。
      
      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党的早期组织,投身革命洪流,更加没有时间来补习英文了。但是,他心中一直怀有学好英语的愿望。
      
      在延安时期,他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1946年8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论断。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这个词翻译成“Scare-crow”。
      
      毛泽东立即打断谈话,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放在田里吓唬乌鸦。”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这样翻译不够确切。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接着,毛泽东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对外语的领悟能力。只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的英语学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可能接受系统训练,达到专业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萌发了学习英语的念头。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已经年过花甲的毛泽东学习积极性极高,每天都坚持学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英语。外出视察或开会时,他就利用坐火车、飞机、轮船的时间来学英语。旅途很辛苦,但毛泽东一学英语就忘记了疲劳。曾为毛泽东开专机的李恩如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上飞机后,首先把书放在茶几上。他在飞机上常看外语书。有一次,毛主席视察回来,飞机已经着陆了。许多领导和群众在机场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主席走出飞机。机场上的人都很着急,不知机舱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学外语呢!”随行的摄影师见此情景,拿起相机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据林克(1954年秋开始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一直到1966年。在那段时间,他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毛泽东学习英语)回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轮船上,都随时抓紧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他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58年9月10日至21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都要乘六七个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帮助毛泽东学英语除了他的秘书林克,还有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后来是唐闻生、王海容等人。那时毛泽东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语版的《人民日报》、《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语新闻和政论文章入手,再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等的英译本。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学英语也是如此,身边经常放着两本字典,一本是《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一本是《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以备查阅。
      
      每次到外地视察时,他都带着字典走。遇到生疏的单词和短语,他就翻阅英汉或汉英字典,然后在书本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记下来。看到主席如此发奋学习英语,考虑到他工作繁忙,他的英语老师就事先把毛泽东未学的单词抄出来,然后帮他查字典,以卡片的形式抄下来。在主席的遗物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英语单词卡片。
      
      据章含之回忆(她1964年元旦后开始教毛泽东学英语),1964年夏,毛泽东就暂停学习英语了。他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文革”就不再学习英语了,正如他对章含之所说的,是“暂停学习”。从毛泽东保留的英语卡片上“打开了中美人民之间关系中新的一页opened a new pa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出口export”、“进口import”等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已经恢复了英语学习。
      
      毛泽东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从英语卡片上“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To know necessity is freedom”等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
      
      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的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做了详细批注。有些著作,他学习过多遍,如《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读第一遍;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开始读第二遍;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开始读第三遍。
      
      毛泽东反复强调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但由于工作太忙,毛泽东学日语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毛泽东不仅自己历来重视外语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并身体力行。
      
      1958年1月,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到了19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学习英语。
      
      他曾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毛泽东的意思是,只有学好了英语,见了不会说中文的马克思才有可能说上话,才有可能交流思想。
      
      了解了这些以后,再回头思考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专心致志。
      
      仔细看看毛主席学习英语过程,很多都是在外出视察的途中,都是相对零碎的时间,同时又是相对安静的时候。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他从研究语言角度去学习,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比较学习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精通一门语言——母语中文的前提下,再来学习第二种语言,这样就可以比较,比较学习法就可以实现高效率。
      
      最根本的还是主席的勤奋精神,这是举世公认的。就凭毛主席那么大年纪,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就读了三遍,这在当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李克勤题记: 我们很多朋友学英语感觉很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得法。 毛主席 晚年学英语成效显著,他的方法有什么窍门值得研究。 这是一幅我们不陌生的照片,一般的说明是1957年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 据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林克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