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百科全书是什么书啊,版画是什么

民间百科全书是什么书啊，版画是什么？

【文藏来答】中国美术馆原定2月19日结束的“文明互鉴——版画语境中的世界图像”延期至2月24日，所展作品是中国美术馆与黑龙江省美术馆馆藏的外国版画精品收藏，总计200余件，蔚为大观。不知你可有去看？

相比国画、油画的普及，版画相对小众。由于工艺的特殊性，版画作品并不唯一，木版、铜版、丝网版画等都可以印制十几幅或几十幅不等。

展览以“文明互鉴”为主题，分“多元图景”“复兴经典”“卢浮拾珍”“英伦视域”“浮世物语”五个部分，在版画的图像世界里，以不同艺术家的经典风格和不同时代人类艺术的光辉历程为轮廓，展现全人类“文明互鉴”的文化大同和美好追求。

不过，展厅的设置有些奇怪，进去先是第一部分，右手边两展厅是三、五部分；左手边则是二、四。好在文明的东西方格局没有必须的连接和补充，各个部分之间单独拎出来看也不影响。

多元图景，贵在多元。各个国家的作品集中到一起，彼此之间的气质气场是凛然不同的。虽然都是小幅作品，但能把艺术史上大师戈雅的版画作品，以及伦勃朗、珂勒惠支、汉斯·哈同和葛饰北斋的版画作品放在同一空间里看，也是挺神奇的。展览名为“文明互鉴”，但首先是文明互见，只有相互看见，才能相互借鉴。

这个部分，某些小国家的版画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等，通过版画里的图像风格输出文化价值。纵观下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彼此通过艺术关切的人类命运在此倒是殊途同归了。

复兴经典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学院印蚀刻铜版画得名的版刻师卡洛教授从1812年到1833年完成的一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大师杰作的铜版画构成。

在展出的作品中，铜版画的细腻生动被表露无遗。

为了更好传播经典，那些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或湿壁画的原作被卡洛教授以版画的媒材再次重现，引向便于人们观看和传播的图像语境，“复兴经典”成为意大利艺术在十八、十九世纪对其国家伟大历史遗产的一种人文重温和文化致敬。

乔托、马萨乔、吉兰达约、柯西莫、利皮等大师的经典图像在版画语义中打开了人文主义的大门。在这些版画作品的内部，蕴藏着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告别中世纪，接续古希腊罗马文化精髓，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题，呼唤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主义情怀。

一幅幅图像成为故事的连续。经典的光芒照亮人类的共同命运。

卢浮拾珍则展出由法国卢浮宫收藏的艺术史名作所转化成的版画作品专题。

该专题所展出的版画作品发挥了版画艺术复刻转换的艺术功能，将远在卢浮宫的艺术大师的代表性杰作的“图像”以版画的形式构建更广范围的传播语境，从法国国家艺术收藏的文化视角勾勒出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透视人类文明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其中不乏版画转换的达·芬奇、鲁本斯、大卫、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热拉尔、勒布伦等艺术大师在艺术史上的名作。在这些名作的图像中往往揭示了伟大的真理和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进入第三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幅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这幅黑白的版画面前，围满了来参观的观众。

循序渐进，在整个的展览叙事中，人类命运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一直穿越文艺复兴，直抵十七、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巴洛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从中闪烁出人类历史上卓越的光辉，透出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域关于人文主题的聚焦。

英伦视域部分别出心裁，展出了铜版画的铜版本身，还有部分旧报纸和版画作品的合集印刷作品。

这部分的色彩也相对明快，彩色作品在一众的黑白里格外亮眼。在黑白和彩色交映的版画视觉中尽显英伦风情。

从冬季滑雪的公共生活到国王学院的后街风光；从英格兰大地的农庄田野到英吉利海岸线的独特景致；从英国历史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到工业革命的伟大飞跃；英国的历史古堡、神话故事、城市风光、劳作场景、海上轮渡、人文肖像、奇珍异草，一直到现代精神下在形式美学中对城市与文化的现代主义审美表达，描绘了一幅来自英伦视域中的美好图卷。

通过达维森、劳伦斯、布劳克威、布莱特、戴丝米特、阿克罗伊德、普勒斯顿等艺术家的版画作品，尽览英国城市与社会发展的脉动与节奏。

看完第四部分英国艺术家的作品，想要继续第五部分则需要跨越一整个展厅。

浮世物语展出日本的浮世绘版画。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题材版画，兴起于江户时代，主要描绘人们日常世俗生活和风景。

这部分除了展出笔者非常喜欢的葛饰北斋的作品外，还有安藤广重、歌川丰国、歌川国芳、井上安治等名家版画作品。

浮世绘有较高的写实技巧，题材广泛，在绘画的内容上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从四季风景、各地名胜、社会时事，到民间传说、历史掌故、戏曲场景、名著图绘、风情生活、山川景物……，几乎是日本社会的百科全书，而其中场景的布置也尽显匠心，即便只是画面一角的插花作品，也体现出日本独特的美学思想。

在所有的版画作品里，这一部分的色彩显得相对古朴、妖冶。有着艳丽之外的灰颓，作品的内里张力深厚，引人入胜。

在亚洲和世界艺术中，浮世绘呈现出特异的色调与丰姿，历经三百余年，影响深及欧亚各地，对欧洲绘画特别是印象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到“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蕴含着人类最崇高的价值追求，体现出美的理想和艺术创作的规律。”

版画作品的尺幅不大，但是在版画作品的图像中所凝聚的艺术大师的信息含量和核心精神都是崇高而一致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史料价值？

作者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地方志研究成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分析了地方志的读法，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并以风俗、建置为例，论述了方志分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随着区域史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展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地方志；社会史资料价值；史料学；地域社会研究；史学方法

关于中国地方志①的资料价值,学者多有论述，也或多或少涉及社会史的内容,还有一 些学者比较专门地论述了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②。但是由于对社会史以及地方志资料 的理解不同,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看法也不尽一致。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 的深入，对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认识也会深化。因此，关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 价值,似乎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笔者此文主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 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的角度,做一综合性的论述。

一、地方志的读法

中国地方志起源很早,至宋代初步定型。保留至今的地方志，主要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 清民国时期的，尤以清代为多。依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 华书局1985年版）的统计，收录了 1949年以前历代地方志8264种，其中宋代28种、元代7种、明代973种①、清代5685种、民国1571种。收录的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 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也收录了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志料、采访册、 调査记等。另据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上、中、下3册，台北•汉美图书 有限公司印行,1996年出版）收录1949年以前所修地方志8577种，多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所收录的地方志313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阅读地方志 最基本的工具书。

地方志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还往往追湖历史,具有丰富的史 料价值。那么如何阅读地方志呢？整整六十年前，最早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陶希圣， 曾组织学者讨论如何利用地方志的问题，并发表在《食货》杂志②，相当于今天的所谓“笔 谈”。陶希圣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中说，顾颉刚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提 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陶也提议“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工夫从地方 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材料”。指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最方便的书。他还提出读方志的 两大原则:一是先读大都会地方的县志,探讨大都会的发达史、衰落过程、现代大都会的起源 及发达经过;二是分工的办法，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的地方志。陶说他的提议为的是要得到 研究经济社会史的同人注意、讨论及实行。

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率先响应，写了《地方志的读法》。鞠清远认为读方志先要有几个 中心问题,然后去选读，如以都市、交通线、工业为中心，读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读在水路交 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读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配合三种读法，特别提出读 方志不要忽略各志书的《杂录》与《金石录》，有时确有特别的材料;不要忽略了驿路与水路交 通，驿站的设置地点与组织;不要忽略了物产、贡赋、和买的物品;不要忽略了关于寺院的记 录;不要忽略了庙会;不要忽略了市、集会;解决市设在城外的问题;应特别注意水利事项;应 特别注意桥梁的建设。

对于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一文,吴景超写信给陶希圣，主张将鞠清远的三种读法合并 起来，“否则对于都市的了解，是不会彻底的”。吴景超还介绍他研究都市是先从理论下手， 搜集资料先制定纲目，用卡片搜集资料。

瞿兑之则以《读方志琐记》，讲述他曾经建议分类摘抄方志，并罗列出方志中的珍贵资 料。涉及生活状态、物产与物价、赋税、氏族、工匠、宗祠等内容。

我认为这次讨论如何读地方志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不同于以往朝代利用地方志观 风问俗式地了解地方风土民情。参与讨论的学者是立足于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讨论利用 地方志,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讨论中涉及的地方志读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读都市的地 方志，二是读最能表现经济发展地区的地方志，三是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当时研究经济往往 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具有社会经济史（或曰蛊济社会史）的色彩。

实际上，利用地方志如同陶希圣先生所说，往往是“研究一地的历史”，并采取不同人分 工的办法。我自己指导学生的论文就是这样，还希望学生研究家乡的地域史,以为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容易产生兴趣，熟悉资料快，容易进入问题的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研究地方的历史，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同于六十年前 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地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地方史”，即一地的历史，认识地方的 历史具有目的性。而今研究地方的历史，则具有区域史或地域史的性质，试图通过认识地方 的历史达到认识更大历史（如通史）的目的，认识地方的历史具有视角和方法论意义。因为 各个地方历史的相加，并不等于通史。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往往是为了说明 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或某个道理，在某一历史时期确立理论框架,然后填充史料加以说明，实 际上史料被肢解，历史的整体性受到破坏。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实证史学复兴，在 地方史研究中也得到发展，虽然对了解地方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也缺乏历史的整体 观念。

研究区域史或地域史，则首先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的。认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 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①。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 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 体系。

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0而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 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如此看来，从阅读地方志入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 论意义。而如何阅读地方志,就需要进一步讲求。在我看来，阅读地方志首先应树立历史的 整体观念，即把地方的历史作为整体考察,对于地方上某类事项的兴趣，要放在当地的整体 中去认识。对于地方历史的认识，应是为了认识更大历史单元如跨小地域的区域史或通史 服务的。

地方志是认识地方历史的窗口。地方的历史资料如族谱、契约等一般是个别性的记载， 而地方志是反映地方整体性的记载。如同学习断代史应首先从正史入手一样，研究区域史 或地域史，则应当首先阅读地方志，而且是带着整体历史观念阅读。

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地方志的史料价 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

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 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乡镇志始于宋代， 如常棠《激水志》八卷专记浙江海盐一镇之志。统计宋元乡镇志总共才有5种，分布地区限 于江苏、浙江二省。明代乡镇志获得发展，共撰成52种，其中江苏28种、浙江19种、福建2 种、江西1种、山东1种、广东1种，编纂地区扩大了 4省。清代共编就乡镇志323种,更为兴 盛。几乎遍及南方诸省，北方的山东也有4种②。乡镇志的修纂本身往往就是地方社会权 力的产物，有的还是家族与地方两类史志的合一。徽州地区聚族而居,乡镇志在这方面表现得就比较突出，如清雍正时余华瑞等所修歙县《岩镇志草》，反映出当地大族的强盛。而乾隆 歙县《橙阳散志》为江登云所辑，基本就是江村江氏的志书。歙县《丰南志》有大量关于溪南 吴氏的内容。程文翰编光绪祁门《善和乡志》，多载与程氏有关的内容。雍正时许显祖纂休 宁《孚潭志》,突出许氏的历史①，这些乡镇志属于私修，固然反映基层社会的权力支配情 况,官修的县志也往往体现地方家族势力。美国学者研究了万历浙江绍兴府《新昌县志》，发 现该县志成为当地三个官阶最显赫的家族吕、潘和俞的“公共家谱”，在《新昌县志》的49个 编纂者中，除了县令和学官等5人外，所有49个参加者都是亲戚，其中29人出自上述三个 家族。因此认为:编写县志与家谱一样，是乡绅家族形成和壮大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提高 社会地位的一种方法。编纂县志实际上是编纂者加强宗族和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也 可能是县令和乡绅合作互相促进提高他们官方与社会地位的好机会。提示学者应该多注意 地方志编纂的目的与过程②。

地方志里数量最多的是府州县志，一般来说地方志主要是指府州县志。其中县志的资 料比较具体详实，历史的整体性强,府志往往也是在县志（及州志）基础上编纂的，所以初读 地方志应当先读县志，研究也应该以县志为基础。以上万历《新昌县志》的事例，就说明了县 志的重要性。府州县志也容易与族谱等互相配合使用，共同构成地方文献群体。

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是通志,明代创修并普遍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 存各类明代通志37种，名称不一,有通志、总志、大志、大记、图经、志、书等名称。清代从康 熙朝起大致六十年一修志，“清代有二十二省，总计成书省志98种，其中通志73种,差不多 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省志”③。省志是在府州县志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其 特点是便于面上了解区域的历史,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就利用卞宝第主修的光绪《湖南 通志》卷43《建置•公署》,统计了清代湖南育婴堂建置的数量、时间与空间分布④。

全国性志书，一般称为一统志。一统志名称始于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分省记录地方 史地。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大明一统志》，天顺 五年（1461年）四月成书，凡九十卷。义例沿《大元大一统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分区，分记各府州县十九门的事情: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 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书末附“外夷”，记叙周边诸 国。此外,旧题刘基等纂《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 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太祖 实录》卷167）。陈循、彭时等奉敕纂修，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年）的《寰宇通志》,119卷。以 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 殿、宗庙、坛埴、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 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流寓、人物、科甲、题咏，共38门。偏重 于名胜景物的叙述。这两部志书也属于全国性的。清代三次纂修一统志，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书。一统志的记载原始性不 足，较之通志更为简略，便于了解全国各地的概貌，史料价值不是很高。总之，一统志、通志 一般便于整体性了解大区域和全国情况，不便于作为基本史料利用。

二、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

宋以后的中国地方志,表现形式上有图有文有表,体例上主要有图、表、志、传,内容上记 载人与事。应该说，地方志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人们说当今社会进入读图 时代，对于图像的兴趣陡增,图像的重要性突显。美国学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 插图研究》一文,就是利用地方志研究历史的作品。作者关心画家绘制图画“对他们生活之 世界的表现方式中我们能获得明帝国的什么信息”。认为明代地方志插图所绘出的中国， “反映出绘制地图的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文化假设”。该文论述了作为明代社会窗口 的方志，作为历史证据的方志，中原地带，边关要塞。得出的结论是:“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 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仿制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 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 己的地区求得一席之地。”①潘晟对范德的研究有所回应，考察了明代方志绘制地图人员的 身份,认为主要有儒士与绘工两种人②。

至于表，主要便于进行统计、査找与节约篇幅。如职官的记载，主要内容是历代文武官 员品级、职掌等。或以官阶列载，或置表记载，还有将两者结合的。

中国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传占有重要地位。地方志记载人物传记，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 兴起的郡书。至宋代定型的方志，人物传记的记载已经专门化和分类化。宋元方志记载的 人物传记可观，朱士嘉编《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根据三十种宋 元方志人物传记编成，收录人物共计3949人。有学者就宋元时期地方志传记资料进行了专 门探讨③。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人物”条规定:“所载俱自前代 至今。本朝贤人、烈士、忠臣、名将、仕宦、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隐逸、儒士、方技及有能保 障乡闾者并录。”“仙释”人物“自前代至今有名有灵迹者收录之”。明清时期人物志传成为地 方志的主要内容,其归属与分类主要有:名宦、乡贤、儒林、文苑、隐逸、方技、耆寿、流寓、列 女、孝义、忠烈、武功、仙释，自然这些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所记载的不同社会群体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社会结构④。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志 对于贞节烈女的记载明显增加，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成为研究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献。台湾 学者费丝言通过方志贞节烈女资料的分析，深化了对于“明代方志贞节烈女记载大量增加”的认识①。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体例，在宋代就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宋代志书体例大致可分为平 列门目、纲目法和史书体三种类型，直到明清时代方志体例大致如此②。

平列门目的特点是列目繁多。如宋《吴郡志》，分门三十九:沿革、分野、户口、租税、土 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附场务）、坊市、古迹、封爵、牧守、官吏、祠庙、园亭、 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附列女）、进士题名（附武举）、土物、宫观、府郭寺、府外寺、县 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明代在综合历代地方志分类的基 础上制定了明永乐十六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 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 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1则。其中第7则并列土产等6项，共26 Do采用 官定凡例所拟类目编纂的地方志多见于明初，这种分类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平列 门目形式的分类，有琐碎的弊病。

纲目法则分门别类，内容清晰。如宋代的《咸淳毗陵志》，类分十九，下辖五十二目。再 如嘉靖《鄢陵志》是较早的典型，全书八志，志下分目。志目情况如下:地理志:疆域、星野、山 川、堤坡;建置志:城池、县署、学校、属署、祠祀、仓铺、坊巷、乡堡、镇店、村庄、津梁；田赋志：土田、户口、税粮、农桑、课贡、徭役、土产;官师志:官制、县官、学官、名宦、风俗;人物志:孝 友、忠义、理学、经术、名德、文学、隐逸、科目（贡荐、任子）、褒恤、册谥、贞节、应募;人品志:武 职、例授、材艺、掾（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阶、耆寿、义民、义官、邑属;杂志:古迹、冢墓、庙宇、 寺观、祥异、补异;文章志:下设汉魏文、宋文、元文、国朝文、唐诗、宋诗、元诗、国朝诗。又如 嘉靖《宿州志》，八卷，计地里志（含沿革、郡名、疆域、风俗、形胜、山川、土田、坊乡）、食货志 （含户口、物产、贡赋、征役、课税、孳牧）、职官志（含历任、名宦）、兵志（含卫兵、屯田、民兵）、 人物志（含名贤、勋旧、选举、贞节）、建设志（含城池、公署、学校、仓储、铺舍、桥梁、恤典、祀 典、仕进节孝坊）、古迹志（含故城、宫室、丘墓）、杂志（含寺观、灾祥）。光绪《赵州志》十六卷， 计有舆地志，包括星野、沿革（属邑附）、疆域（里社附）、市集、山川（桥梁附）、古迹（墓域附）、 田赋（盐政附）、风俗、物产、祥异（兵事附）;建置志，包括城池、官署、学校、坛庙、仓廠（附养济 院、漏泽园）、驿递;祠祀志，包括坛埴、文庙、庙祀;官师志，包括封爵、官师、名宦（附宦绩）、职 官;人物志，包括人物表、历仕、科目表、名宦、仕迹（附武职、封赠、耆寿）、武功、忠烈、孝义、文 苑、方技、列女;艺文志，包括记、告示、辨正、论、考、碑、赞、铭、诗。此外，卷首是宸章、前朝御 制、图,卷末为杂考。

史书体即借鉴纪传体正史的体例。如宋代《景定建康志》，分留都录、图（20幅）、表（时、 地、人、事）、志（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传（正学、孝悌、 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拾遗。清光绪修河北《永平府志》72卷，首 末各一卷,卷1收录9个图;卷2-18为表，有历代封爵、历代职官、国朝职官、选举、列女5 个表;卷19-48为志，包括封域（下设疆界、形胜、星野、山川、屯社、风俗、物产、古迹、丘墓、纪事）、建置（下设城池、公署、学校、坛庙祠宇、寺观关隘、津梁、仓储、惠政、驿递）、武备（下设 营制、边防、海防、海运）、赋役（下设户口、人丁、田赋、经费、起运、盐法）、艺文5个志；卷 49 - 70是列传，下设名宦、乡贤、仕迹、行谊、文学、忠烈、隐逸、耆寿、流寓、方技、后妃、列女12 类传记;卷71-72为志余。

以上三种体例的地方志,往往有所交叉，共同的特点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种事物,相当纪 传体中的志。纲目与平列门目的地方志，甚至全部以“志”分类，如前引嘉靖《鄢陵志》全书八 志，包括了人物，与纪传体中志的含义有所区别。

地方志的分志，指的是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的内容。我们将各种体例的地方志混合在 一起,用纲目形式考察其共同内容的史料价值。

我们先进行类目解释。在两级分目体,即先分大的门类,以下再分细目。

1.地理志，或以疆域志、舆地志名。舆地，指大地。主要记载行政区域范围、山岭、河流、 名胜古迹、风俗等。如宋代《滋水志》地理门有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税赋、镇名、镇境、四至 八到、水陆路九目。又如嘉靖《寿州志》,舆地内含沿革、星野、疆域、形胜、坊乡、风俗、时序、 吉凶礼，嘉緡《铜陵县志》地理志包括分野、沿革、疆域、乡耆、形胜、山川、市镇、埒塘、土产、风 俗、气候、古迹。再如万历《余姚县志》舆地志记载沿革、疆域、隅都、行市、桥渡、山川、湖陂、 形胜、风俗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沿革：即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用以记载本地自古至今的行政隶属关系，常与建置、城 池、公署等目并列。或按照时间依次记述，如嘉靖《江阴志》;或采用表格，年经事纬。如嘉靖 《宁波府志》即有沿革表。

形胜:原指地势优越，方志中记载疆域地理形势优越、险要及城邑风景佳丽特点。在纲 目体下一般在沿革、疆域门类下作一子目。

城池:泛指一般城市。记载古城的古迹建筑，如城墙、城门、城楼、浚河、濠池、马路、码 头、桥梁等。

城郭:指内外全城，泛指城邑。主要记载城邑内外的距离、地点、得名等。

津渡:即渡口、楫舟处。记载渡口的名称、处所、去府州县里至、得名以及历史变迁、存废等。

苑囿:指豢养禽兽的园林第宅，方志以此记载园林、池沼、古迹、建筑，属于古迹篇，与城 池、宫殿、陵墓、台榭、亭阁等并列。

封域:指一地疆界、辖区或领地。犹如疆域沿革。

2 .建置:即创立、设置。也有属于舆地志、地理志或疆域志的，记载本地历代设置变迁情 况，往往与沿革同为一目。嘉靖《寿州志》于舆地之外设建置,嘉靖《铜陵县志》在地理志外也 有建置志。嘉靖《池州志》建置篇包括城池、公署、学校、署治、书院、社学、寺观、街市、坊牌、 养济院、铺、津梁、公廩、演武场、斥堆、宫室。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廨舍:为官吏办公之所,方志记载各级官署治地及其变迁等情况，属于建置志一类。

驿铺:即驿站与递铺的合称，指供应递送公文之人换马或往来官员休息、暂住和司兵之 处所。记载驿站、递铺的方位、里程、司兵数及归属等。

邮传:原意为传递文书、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方志以此记载驿站。或属于州郡篇， 与沿革、分野、风俗、境土、道路、坊市、营寨、祠庙等并列。

坊巷:记载街道布局,常与界分、桥梁、仓场、库务、馆驿等平行。如明代《鄢陵志》建置志中有坊巷。

宫阙:记载古城阙、宫殿、堂馆等古迹、建筑,或古迹志之类。

津梁:记载渡口和桥梁的地址、特点、名称及建造沿革，多属于山川志或建置志。

冢墓:记载地方名人坟墓的地点、规模等，属于古迹志之类。

池沼:指池塘、水池，属于山川志一类，记载池塘、水池的地名、得名情况。

关津:主要记载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关卡等。

观阁:记载亭台、楼阁等古迹建筑9入古迹志或建置志，常与苑囿、冢墓、宫殿、城池、台 榭等门类同列。

此外，学校（学宫）往往也隶属建置，记载学宫的建立、变迁、重建等情况。方志还有反映 本地驻军营寨等军事情况的记载，主要见于边疆地区的志书中。如孙世芳修《嘉靖宣府镇 志》卷十亭障考，记有塞垣、墩台、墩台官军名额、历代请筑墩台、塞垣的奏疏。

3. 食货:记载经济内容，嘉靖《赣州府志》卷四为食货志，记载当地田制、户口、赋役、仓 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汆、会计等情况。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均徭:原指明代三大徭役:里甲、杂泛、均徭之一，按人口多少、财产多寡分摊、出力、出银 雇役均可，为经常性杂役。地方志中借作目名，一般属于力役门类，常与均平等目平列。如 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三力役门内就记均徭。

货贿:原指财物，记载地方的财物、特产，属于物产志一类。.

进贡:也称土贡，记载地方上历代向朝廷进献各种土特产名称、数量等情况。一般属于 物产门类,常与税则、杂钱、税课、供物、帛等门目平列。

食货志户口类值得注意,它一般记录人口数量、户籍分类、户口状况，是人口社会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以宋代为例，地方志记载府州县户口数，可弥补其他书籍往往只记载全国性以 路为主的数字之不足，了解宋代城乡的发展;地方志还记载了不同类型的户口，有助于了解 宋检人口结构;地方志记载户籍中户、丁、口的情况，是理解人口统计的重要资料①。何炳棣 先生就利用地方志研究了明清以来的人口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②。有的还记载 氏族，可了解大姓构成、移民情况。嘉庆《休宁志》单独设立《氏族志》，综合徽州的《新安大族 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核之以族姓状铭碑志”，记载姓氏、始迁诸贤并附祠堂。

4. 经籍志：旧指儒家的重要典籍，又泛指所有书籍。亦称艺文志。艺文志始于《汉书》, 著录历代书目。《隋书》则为经籍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方志以此著录当地著作名 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和内容提要。艺文类的记载有时刊录原文，往往有重要的碑刻、奏 疏、记文等重要资料保留下来。

5. 河渠志:指水道，记载境内河流源流、经过地名及其间距离、堤防、桥梁、水利工程、灌 溉区域等。

6. 武备志源指军备，记载古今兵事、战备、兵制、防虞、军事设施等。万历《河间府志•武 备志》:兵制、清军、天津兵制、葛沽兵志、民兵、兵变。

7 .杂志:记载方志需要记载但又无法自成门类的内容,如灾异、轶事、遗闻、谣谚、传说、诗咏等。别名杂记、杂略、杂录、丛录、丛谈、附录等。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拾遗:记载无所归属的事物，即杂记。

祥异:表示吉凶，记载吉祥、灾异之事。属于杂记、拾遗之类。

灾祥:记载自然灾害、异常的自然现象及所谓祥瑞等，或称灾异,或附于杂记门。

异闻:记载闻所未闻的奇异之事。又称轶事、遗闻、琐事等。

祥异、灾祥的内容有时也独立成荒政或称恤政。主要指统治者就农业灾荒采取救济措 施。方志记载各年水旱风灾程度、范围以及救灾情况。万历《河间府志•恤政志》就内含历 代、时政两项，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四也是《恤政》。祥异、灾祥资料也是研究疾病医疗社会 史的重要来源,余新忠就依据清代江南江宁、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太仓、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11个府州的方志中的舆地志庶征类、杂记中的灾祥、祥异（机祥、複祥、祥皆），编 制出《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然后分析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①。

杂记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弘治吴江县志•杂记》记载元末大商人沈万三的事迹。

总之,地方志中风俗、建置、氏族、户口、祠宇、杂记这些分志或类目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较 高，下面我们就“风俗”与“建置”（以“祠宇”为中心）进行具体论述。

三、方志分志的史料价值

首先探讨风俗志。风俗，或列专志，或隶属于舆地志、地理志、疆域志，也有列入官师志、 人事志、典礼志甚至附于人物、乡社、学校、杂考的;还有以某项风俗内容如节日单列代表风 俗的，或与风俗并列。风俗志的结构一般主要包括冠婚丧祭、岁时节序，风俗志的内容可以 细分为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冠婚丧祭、士农工商、宗教信仰、社会组织、风尚、娱乐、方言 等②。风俗志的价值一直受人重视,1922年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1937年李家瑞辑 有《北平风俗类征》,都有不少方志资料。1989至1995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 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全书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卷十册,辑录了明至民 国（主要是清代的）礼仪、岁时、生活、民间文艺、民间语言、信仰以及其他七大类民俗，资料丰 富。还有一些地方志辑录了当地的方志风俗资料③。

地方志有关风俗的记载，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明代尤其明显。日本学者森正 夫在20世纪70年代末注意到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记载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 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预测秩序是在“场”表现出的，这个场可以置于 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 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在地域社会，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身份间的秩序外，还有横向关系的共同体①。进而森正夫又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②。台北学者徐泓先生则 利用大量地方志资料，揭示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江浙与华北地区风俗发生的整体性 变化③。我也主要使用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资料,探讨明代以衣、食、住、行、用为主的生活性 消费风俗的变迁④。从中了解到，风俗志中往往有“习尚”一类记载社会风尚，如嘉靖《江阴 县志》卷4《风俗》、雍正《山西通志》卷45《风俗》;或专门记载某项风俗,如万历《新昌县志》卷 4《风俗》记载的“服饰”变化比较详细。地方志风俗志包括的资料广泛而具体。风俗变化关 系历史演变，岸本美绪强调了从风俗认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⑤。

事实上，地方志设置风俗门类，本身就包含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地方社会生活。有学者对清修台湾方志序言、凡例、议论与相关门目探讨，研究“风俗”门类设置的理论依据 与具体实践的方式，这样风俗门类被作为“知识建构/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研究表 明，官修志书风俗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岁时礼仪等风俗习惯外，还有以下特色:一是风 俗门所列气候、风信、潮汐、占验等项，乃因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 作;二是所记“番俗”篇幅多寡与特定时期开发、汉化成反比;三是分列汉人、原住民直接牵连 大一统帝国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认为风俗门类论述的焦点,反映主事官员对于台湾移垦 社会的认知,事关国家政策的施行，隐约之间流露出文化优越感的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风俗升降/与政权推移的诠释架构;汉番分野/习俗美恶的价值判断;移风易俗/化番为 民的整治意图⑥。

地方志中的风俗志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就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我通过地方志风 俗志等资料研究过明清时期的溺婴现象⑦。方志的编纂者往往把溺婴看作移风易俗的对象 而加以记载,为我们保留了溺婴的资料。人生礼俗方面，我利用方志风俗志研究了火葬问 题⑧。火葬是作为不良葬俗记载的，是移风易俗的对象。风俗志还留下了士农工商的资 料⑨，嘉靖《江阴县志》卷7《风俗》就有专门记载。岁时节日是风俗志的主要部分，我利用地 方志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岁时节日⑩。风俗志祭礼部分可研究祖先祭祀、祠堂家庙;节序中的 元旦、寒食与清明、冬至等节日的记载中也有相关的资料。风俗志祭祀问题的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祭祖礼俗，而且是研究宗族制度的重要资料①。事实上，我们从风俗的不同侧面， 还可挖掘出更多隐含的历史，如从节日习俗看到女性的活动②。从岁时节日发现民众心态 及其变迁③。仅仅是自己的研究,风俗志就提供了如此众多问题的研究素材,真可谓社会资 料的宝藏，因此可以说，风俗志就是社会志。

其次讨论建置志。何炳棣研究中国会馆，涉历三千余种地方志,从地方志坛庙寺观类中 搜集会馆资料，写成名著④。

明清特别是清代慈善事业的善堂善会得到长足发展，地方志尤其是江南的地方志也有 不少记载。一般来说，记载善堂善会的门类或属于建置，如乾隆《杞县志》、嘉庆《松江府志》、 同治《萍乡县志》、同治《番禺县志》;或属于恤政,如乾隆《东平州志》、乾隆《延平府志》、光绪 《畿辅通志》;或属于公廨（嘉庆《台湾府志》）、公所（同治《平江县志》）、公署（乾隆《淄川县 志》）、公局（同治《太湖县志》）、义局（乾隆《苏州府志》）、善举（光绪《常熟昭文合志稿》）等。在人物以及杂记中也会有关于善人行善的记载，涉及善堂善会。台北学者梁其姿利用2600 多种地方志,统计清代的慈善组织，有973个育婴堂、399个普济堂、216个清节堂，以施棺为 主的善堂善会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她指出：“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 史料,因此内容倾向'正统'史料，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人物方面，则注重历 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 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本书所谈的善堂资料，清代部分即主要 来自方志。其中尤以江南方志史料价值最高;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经过、负责的人、规章 等,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丰富性而言,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 志的水准要高，这也是本书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但是至于善堂的 日常运作记录，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卫生医药问题、领养的情形等等，方志就只字不提。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才有这方面的资料……”⑤这是经验之谈，梁其姿利用方志中简单 记载，集腋成裘，完成了一项出色的社会史研究。

属于建置类的“宫室”往往含有珍贵的社会史资料，如宗族资料就是一例。徽州的地方 志重视宫室记载，弘治《徽州府志》卷10、嘉靖《徽州府志》卷21、万历《祁门县志》卷4都设有 “宫室”门类，记载“祀先之所”、宗祠，是我们了解宗族祠堂的重要资料⑥。不过万历《祁门县 志》记载“宫室”是在“人事志•恤政”，至清代洞治《祁门县志》记载祠堂则属于舆地志的“祠 宇志”。而清修《麟县志》祠堂属于“政事志”,《婺源县志》祠堂属于“建置志•宫室”，《休宁县 志》“宗祠”附于“建置志•坛埴”，《绩溪县志》“族祀”属于“祀典志”。总之，建置（或祀典类）类 记载祠堂建筑，为我们研究宗族提供了资料。

上述以及涉及祠祀的资料往往属于建置，宗族祠堂反映了祖先崇拜,实际上还有大量的 宗教以及民间鬼神的建筑记载，包含了宝贵的信仰方面的资料。祠祀或名坛庙、祠宇等，归 属不一，舆地志、营缮志、典礼志、古迹类往往有之。具体来看,如嘉靖修福建《建平县志•祠 祀志》有坛壇、祠庙、里社三项内容。再如乾隆修河南《仪封县志》建置志有“坛庙”类,记载该 地的坛庙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城隍庙、孔子特庙、关帝庙、八蜡庙、刘 将军庙、马神庙、火神庙、昭应水神庙、大王庙、三皇庙、玉皇庙、赤帝庙、元帝庙、东岳庙、泰山 庙、三官庙、二郎庙、八卦阁、白衣阁、香火庵以及楝城等二十个寺。还有封人祠、文昌祠、名 宦祠、乡贤祠、忠义祠等祠宇。提供了研究国家神道、民间信仰、佛道宗教的资料。如果分门 别类进行研究，可以有不少的课题。我曾指导学生由方志入手进行有关山东泰山、湖南白帝 天王、城隍信仰方面的研究①。

事实上，研究问题时方志的资料需要各个门类综合利用。以乡约问题为例，万历《营山 县志》卷二《建置•乡社》，嘉靖《开州志》卷四《学校•乡约》，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类•乡 里》，康熙《休宁县志》卷二《建置•约保》都有乡约的记载。这些乡约出现在乡里、乡社等基层 社会组织介绍中，隶属于地舆、学校、建置，另外“公署”记载政府机构，保留了乡约的资料，而 嘉靖《汀州府志》卷九《楼阁》记载了“乡约亭”。人物传记中也会有一些记载。艺文中有时记 载推行乡约的文字，可以互相补充。

特别是相对来说地方志记载比较简略，如果结合文集资料，就会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所研 究事物的实态来。

四、结语

总之，中国地方志包含大量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资料,分门别类整理资料并加以研究早就 为人重视。近期随着区域、地域史研究的盛行，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对于开 展整体历史研究、微观历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方志也是连接 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社 会文化史兴起，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 究的对象。地方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而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也值得人们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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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是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的《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以及作者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写成。

2、《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事，暴露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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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书籍主要来源于清廷的内府藏本和各省收集上来的民间私藏本。书成后共抄录7部，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4部。

这部书争议很大，销毁的书比收录的多的多，收录的也有些做了删改，不过也不能否定其功劳，毕竟收录的内容不会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