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古道百科知识点梳理,关于陕西的成语故事

秦汉古道百科知识点梳理，关于陕西的成语故事？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秦王朝“二世而亡”之后，中国发生了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楚汉相争”。宝鸡作为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上演了一幕名传千古的战争活剧——“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此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项羽和刘邦曾在反秦战争中约定，先攻入咸阳者为王。公元前207年，刘邦先人咸阳，但慑于项羽人多势众，只好封存秦的府库，退出咸阳，驻兵灞上。项羽入咸阳后，放火烧掉阿房宫，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又分别封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翟王，称为三秦，统治关中，以御刘邦人秦。刘邦人汉中时，采用著名谋士张良的建议，烧毁了栈道。

“栈道”是从关中翻越秦岭，南通汉中、巴蜀的古代交通要道，由秦岭古道、褒斜道、连云栈道组成。全长250公里，架于悬崖绝壁和泥沼之地。“陈仓”是宝鸡的古名，这里特指渭河北岸的陈仓古渡口。栈道在关中的出口斜谷关距陈仓古渡相距约70公里。

公元前206年，刘邦手下的大将军韩信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策开始军事行动，韩信先派樊哙、周勃率兵一万佯修已被刘邦进汉中时烧毁的栈道，摆出要从褒斜道出兵的架势，章邯闻讯立即加强斜谷防御。韩信却率大军西出勉县转折北上，顺陈仓小道入秦川，渡渭河于陈仓古渡口，倒攻大散关。章邯急忙率军赶到陈仓城，与韩信激战。

此时，明修栈道的樊哙、周勃也出斜谷，与韩信会师。章邯兵败自杀，司马欣、董翳先后投降，刘邦遂定三秦。从此，关中成了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天下的基地。

如今，宝鸡东十里处的陈仓峪，传说为韩信渡渭河后的藏兵之处。附近有韩信“马刨泉”和“点将台”遗迹。这一带出土的秦汉兵器甚多。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作为声东击西的典型战例，后世的军事统帅屡屡效法。如海湾战争中的“沙漠盾牌行动”，就是用海面的假登陆掩盖了沙漠中的真迂回，而美军统帅也毫不掩饰地说，他们使用的是中国的战术。

秦始皇一生三大土木工程？

还真没听过这个所谓三大土木工程。不过秦始皇的确有一系列的史诗级工程，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也是影响深远的工程，如果要选三个。我觉得是万里长城、灵渠和大秦直道吧。

万里长城

这个太著名了，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长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冷兵器时代打仗玩的就是地形天险。秦朝之前，周朝就已经有这种意识，为了对抗北方的少数民族大都依靠天险，没天险就开始造长城这种防御工事御敌。

秦统一六国后在其他北方国家原长城基础上也开始大兴修建长城御敌。

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击退北匈奴之后，从甘肃临洮开始，一直到辽东，联合过去六国所修筑的城墙，修筑成了万余里的城墙，抵抗匈奴南进，被如今人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史记》记载：“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这个工事共计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征召民工将近百万，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这种劳民伤财的举措也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灵渠

灵渠又叫秦凿渠或者兴安运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大将屠睢率领50万秦军进攻百越（广东广西地区）之地。

遭到当时原住民的顽强抵抗，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秦军损失惨重，连主帅屠雎都战死。

誓要拿下百越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再次派遣赵佗带领秦军南下。

为解决交通不便，粮草补给的问题，赵佗决定修运河，灵渠开通后彻底占领了百越。

而灵渠的开通，为中原地区针对南方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后世也一直在扩增灵渠。可以说是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及经济枢纽。

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赵佗，他后来在百越这边地区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政权，这个人也非常厉害贤能有作为，史称南越武帝。而且赵佗非常长寿，活了一百零三岁，

秦直道

也叫大秦直道。是一条中原地区贯穿中原的“高速公路”。秦直道自秦都咸阳开始一直到现在内蒙古包头附近，全长七百多公里在当时看绝对是顶级的工程。

《史记》、《汉书》等史籍都对秦直道有所记载，其规模在当时可称为世界公路工程奇迹。

这条南北贯穿，把京卫和边防连接起来。边事告急时，中央军可以直接从秦都直达塞外边陲。而中央有威胁时，边陲部队也能及时救援。

是当时最重要的主干道枢纽，它对于促进边防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清朝前都是中原地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清朝开始逐渐被废弃。

如今的秦直道历经2000年风雨，大部分路面仍基本留存。比较好玩的是可能是由于地质或者当年修筑时使用的土质（据说是熟土）所以秦直道上几乎没有任何植被，陕西的百姓都会说秦直道上不长草。

至于阿房宫，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应该是没建成，我们熟悉阿房宫一般都是根据唐朝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的描写，毕竟唐朝跟秦始皇都离了多久，不能当真。

2002年10月，考古队开始挖掘阿房宫遗址，得出阿房宫其实未建成的结论。

当年考古专家花费一年多时间勘查阿房宫，勘查超过二十万平方米，只发现数片烧过的土块。

而如果依照史料所载，阿房宫被项羽烧掉应该有大量土木灰，杜牧诗里也曾描写说大火烧了三月不灭。比照考古发现，项羽应该没烧阿房宫，烧的是咸阳宫殿。阿房宫应该还没建成就凉了。

所以阿房宫如果建成应该是非常了不得的工程，不过目前来看应该是流产了，当然也许过些年还会有更新的考古发现来推翻之前的也说不定。

中国民族音乐还有救吗？

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洋乐有着明显的区别，具体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点：发展时间上来看。西方的音乐历史发展过程时间长，从1600左右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从众赞歌的宗教音乐到巴赫的平均律古钢琴曲，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印象派，表现主义。时间的沉底注定现在的西方音乐要更高一筹，不可忽视的还有西方在和声学，复调以及配器上的成熟。中国民乐的真正发展时间不到百年，从刘天华先生开创的国乐改进社开始，中国民乐才开始走上舞台，二胡才开始真正的走专业的系统的发展。

从发展时间，历史沉淀上来看，中国民乐现在确实没有比过西方音乐。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不懂的地方就向优秀的人学习，模仿。

第二点：作曲方式上来看。西方音乐家注重和声，竖线条的东西，音乐肢体听上去更加丰富饱满，层层叠加。而中国的音乐，除了一些经典的民间流传，这几十年来也出了一些为民族管弦乐谱曲的优秀作曲家。中国的作曲家其实更注重横线条旋律性的东西，更注重内心情感的抨击，你听中国的管弦乐作品，大多都是画面感极强的，直击人心。虽然大家很多人并不喜欢唢呐的声音，觉得刺耳，可是唢呐在表达西域风格和西北风格的曲目里是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而且缺了唢呐不成乐。

从作曲方式，编曲技巧，中国民乐和西方音乐有着明显的区别，音乐没有好坏，没有优劣，只要能打动人心那就是好音乐。

第三点：乐器的分类上来看。

中国乐器多是单音，旋律性的。适合SOLO，而不适合搞和声。多以琵琶笙箫唢呐一类“丝竹”为结构，本身呈现出来就是一种内敛、自得自乐的生命感。相比中国民乐，而西洋乐器多以金属为材质，比如管乐、键盘等，多能演奏和声，结构复杂，天生一种外向的征服欲和占有欲。

从乐器上来看虽然中国乐界一直试图民乐西洋化改造，欧洲中心化搞了几十年，但还是希望诸位把民乐和西洋音乐更独立些来对待。

大家如果有别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呀!

柳宗元参加了一场古文运动叫什么？

诚邀，一缕英雄为您解答“古文运动”名词解释

“唐宋八大家”中的前两位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俩都是唐代人，而且两人都是中唐文坛上“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散文复兴运动，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名词，历史上也称称“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之所以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并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可，是由于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

首先，有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到唐代的必然结果。

其次，这场“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唐德宗李适（kuò）贞元年间和唐宪宗元和“中兴”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文学反映。

最后，就是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优秀散文家，他们以自身深厚的古文理论和作品对“古文运动”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唐宋大大家”之韩愈、柳宗元）

“古文运动”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的散文，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魏晋，形成了一种骈俪文体，六朝时极为兴盛，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叫“今体”，也叫“俪辞”。

“骈文”的名称是从唐代柳宗元才开始叫起来的。他在《乞巧文》中说这种文体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来就简称“骈文”或“四六文”。

“骈”字的本义是指二马并驾。汉代许慎的《说文》中是这样解释的：“骈，驾二马也。”“骈文”这个名称是很形象的，它要求句子对偶，四言六言相间作对，音韵也必须协调，并且注意音响和节奏，富于音乐性。

这就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文学的艺术性能和技巧，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宝贵遗产的一部分。

但是骈文发展到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它的末流，无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玄奥的典故，加多了音韵的限制，完全讲求形式，使这种文体萎靡和僵化，直接阻碍了散文的发展，所以对“骈体文”的改革势在必行，也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纵观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之路，其实早在南朝骈文鼎盛的时代，就有与之相对立的“复古”萌芽。南朝梁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刘勰就已对骈文不满，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明道”的主张。

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就用行政命令反对骈文，宇文泰后来成为北周的开国皇帝。

刘勰提出的“明道”主张和宇文泰用行政命令反对“骈体文”这两件文学史上的事请，可以说是发出了以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

（刘勰《文心雕龙》书影）

后来北魏、北周之际的文学家柳庆用古文写贺表，北周文学家苏绰模仿《尚书》写《大诰》,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也提出“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古文创作主张。

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直接下令反对骈文，李谔上书倡导“复古”运动。隋朝末年的文学家王通在《王道篇》中明确地说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从王通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他对骈文的反对思想是很明显的。

到了唐代，尤其是武则天在位时，文学家陈子昂又一次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口号，被称为开创一代文风的先驱者。《旧唐书·文苑传》中说：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

陈子昂之后，一大批文学家，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提出古文改革的理论，特别是元结，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子昂、元结等人的古文改革理论和实践为后来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启开了先河。

在骈文由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中，反对骈文的斗争是不断发生的，由古文代替骈文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本身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 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但是韩愈和柳宗元之前，反对骈文的人如此众多，都不能形成社会运动，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之外，主要是社会条件不成熟。

（韩愈绘像）

而这种现象到了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则变成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文坛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为“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可以说是“古文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们自身卓绝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在韩愈和柳宗元手中，“古文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对同时代热爱古文创作的青年后辈起到了指导和示范的作用，尤其是韩愈有在国子监博士任职的履历，他更是将他的古文创作理论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推广。

（柳宗元绘像）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意义

柳宗元“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柳宗元也提出过重要的古文理论，但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由于他长期谪居边远地区，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虽不及韩愈，但就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来说，又是韩愈所不及的。

（柳宗元绘像）

柳宗元的散文是丰富多彩的，他的论说文，表现了他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初步唯物论、无神论的思想。著名的长篇论文《封建论》，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他批判了分封制的不合理。

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和《送薛存义序》等文章中，柳宗元就提出了“吏”是“民役”而不能“役民”的观点，如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明确提出“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观点，原文节选如下：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柳宗元提出这样的观点，这在当时社会环境里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与传统的“牧民”观点相对立的“民役”观点，却是很难得的。

在《天说》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柳宗元也是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韩愈的“天命论”和“史官危险论”。如柳宗元在《天说》中是这样回复韩愈的：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虽然政治上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柳宗元和韩愈是很好的朋友，早在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就与韩愈、刘禹锡经常探讨学问，互相学习。他们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中写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由此也可见，韩愈和柳宗元是互相欣赏，相互推崇，惺惺相惜的文坛好友。

在领导“古文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两人也是互相支持，共同倡导的。当韩愈写的《毛颖传》受到人们嘲笑非议时，柳宗元挺身而出为他辩护。

当韩愈写了一篇《师说》的文章，提倡尊师重道并自为人师而受到别人的谩骂、嘲笑、甚至遭到人身攻击时，柳宗元深表同情，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就为韩愈辩解道：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当韩愈向人推荐柳文，柳宗元却谦虚地回答说：韩愈的才学比自己高得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意思是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伟大的散文家。在《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写道（以下节选）：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欲推避仆以文墨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退之（韩愈）所敬者，子长、子云。子长于退之固相上下。

文中说的“子长”就是指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子云”就是汉代文学家指杨雄。

也因此，“韩、柳文墨相推毂”，一时传为美谈。但是两人在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上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也没有明确的支持，而是对“永贞革新”保持观望的态度；在哲学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唯心论、天命论。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柳宗元却是毫不苟且，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

柳宗元散文取得的成就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因为柳宗元本身在古文的创作上就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里最高的成就了。

（一）柳宗元的驳论文成就

柳宗元的《非<国语>》有六十七篇，都是短小精悍的驳论文章。对《国语》一书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加以驳斥，论点鲜明，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例如其中《戮仆》一篇中，柳宗元写道：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之命。

文中第一段是《国语》的原文；第二段是柳宗元以“非曰”的形式开头，发起的驳论，标明是柳宗元自己的批驳观点。

柳宗元驳斥的事情是《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一件事情：晋悼公四年公（公元前569年），公子杨干的战车冲乱了队列，魏绛却杀了杨干的仆人。

《国语》以此标榜魏绛的军法严明，而柳宗元驳斥说，这样错杀无辜，并非军法严明。并且说明这样做对后世的影响很坏，进而指出魏绛应该采取的办法。

柳宗元的这篇驳斥文章语言简洁，层次分明，击中了要害。柳宗元《非（国语）》一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语》的批判，而且是对传统的观念及权贵阶层的挑战，表现了柳宗元非凡的胆识和才学。

柳宗元强烈地驳斥了《国语》中罔顾历史事实、委屈历史事实的的记载，他把《国语》比作“文锦覆盖的陷阱”，一定要加以驳斥。

同时柳宗元对《国语》中除过历史记载之外的写作手法予以了肯定，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如是说道：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参之《国语》以博其趣”一句，意思就是说柳宗元自己在创作时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尤其是学习《国语》中叙事的趣味性。

他还向人介绍该书的艺术特点，这正是柳宗元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吸取的正确态度。

（二）柳宗元的游记文成就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后，写了不少游记，例如“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这些游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期间写下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就像一幅连贯的丰富多彩的画卷，将永州秀美的山水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些游记因为优美的文笔，而被人们广泛传诵。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这样写永州西山的：

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柳宗元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

在山水的描绘中，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世情感同描写山水结合在一起，行文水乳交融，巧妙自然，文句辞藻优美，无与伦比。柳宗元可以说是郦道元之后，山水风景散文的大家。

（三）柳宗元的语言小品文成就

柳宗元的寓言，独创一格，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简短有趣的故事，故事里的角色不限于人，也许是鸟兽花木，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讽刺作用。如柳宗元著名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这三则寓言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比如柳宗元的著名语言小品文《蝜蝂传》，这篇寓言的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原文写道：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在《蝜蝂传》中，柳宗元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陋面目和心态。

《蝜蝂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

这篇寓言的寓意就是要告诉世人这样一个道理：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寓言在我国先秦散文中已大量存在，但都是作为文章中的一个比喻出现的，很少独立成篇，而柳宗元则把寓言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大创造性的功绩。

（四）柳宗元的传记文成就

此外柳宗元的传记文也是很有成绩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种树郭橐驼传》，如原文中有这样一段：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同时柳宗元在文章中发挥了他的寓言体杂文笔法，是的这篇文章具有了很高的艺术表现力。

柳宗元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

在文中，柳宗元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的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古文运动”的衰落

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是很高的，他的各种体式的散文都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韩愈、柳宗元顺应历史和散文本身发展的趋势，成功地领导了唐代中叶的“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不仅代表了唐代的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影响很大。

但是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继承者手里，受到了曲解，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了偏离韩愈和柳宗元“古文运动”初衷的道路，尤其像韩愈的学生李翰，把“古文运动”变成了讨论孔孟儒家学说的说教，为宋代的道学开辟了道路。

以皇甫湜为首的一派，又片面强调“创新”，把“古文运动”引上了奇异怪僻的狭窄道路，也完全脱离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初衷。

只有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才真正继承了古文运动的传统，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评价这几位的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正是由于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没有得到有力的继承和发展，“古文运动”在晚唐又再度衰落，骈体文又再度复兴了。

回答完毕，欢迎交流。

如此长的距离是否有几个合适的渡口？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古往今来，文人骚客们用他们的才情书写了大量有关黄河的诗歌，为我们记录了黄河的兴衰。黄河犹如一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有河必有渡，黄河沿岸的渡口，犹如巨龙身上的鳞甲，无鳞，龙不能生；无渡，河不能活。

黄河在流出黄土高原西部之后，沿着鄂尔多斯高原西缘和北缘的断陷盆地，由南向北，再折向东，拐了一个直角大弯。因受到吕梁山的阻挡，在内蒙古托克托南边的河口镇处，突然折向南流，大体在清水河县的喇嘛湾以南，进入黄土高原的东部。黄河急流南下，将陕、晋黄土高原分开，一路呼啸，势不可挡。经过千万年坚韧执著的冲刷，在莽莽黄土原上拉开了一道的巨大深邃的峡谷。

由于古时这条峡谷以西为秦国，以东为晋国，因此，大峡谷被称为秦晋大峡谷。这条峡谷，从起点到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河津之间的禹门口共有720公里长。短短的秦晋大峡谷却是黄河5464公里中水势最为凶猛的一段，是黄河之魂魄所在。

黄河流经秦晋大峡谷，分割东西，阻断交通。隔河两岸自古就有不少渡口，人们互相往来，商品交流，贸易物资，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渡口文化。

秦晋段的黄河古渡整体而言分布十分不均衡，或稀疏或密集，或繁华或萧条。这主要取决于人文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总体来说，历史上晋西北和陕北地区产生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相对很少，再加上这里自然地理条件较为恶劣，这一段的交通很不方便，两岸人口也不是特别密集，也就很少有大规模的贸易交流。故而在这一段的黄河上很难形成较多的重要津渡，只能零零星星地分布着一些渡口，仅为两岸人们的生活提供方便。

而陕西的关中地区和山西的晋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历史上许多政权都在这里建都，自然也就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它们的地位势必要求有发达的交通道路伸向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这就促进了这一区域黄河津渡的开辟和发展，故而此段的黄河上渡口分布较为密集，规模也较大。

秦晋段黄河沿岸的古渡口，或历经千年，或饱经风霜，战争、动乱、商贸、运输。这些关键词与黄河古渡口密切相关。从古至今，这些渡口一直是秦晋的交通要冲和军事重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西口古渡，位于山西河曲县城水西门和内长城之外，黄河东岸之上。彼岸右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渡，左岸是陕西府谷县的大汕渡。河曲人到内蒙古河套地区谋生，也叫走西口、走口外，就是从这里出发。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历史上可追溯至汉代。

北宋时期，这里属于北地边陲，形成了与契丹、辽、西夏进行通商贸易活动的重要之地，极为繁华。元明清以来，经济贸易更为频繁。西口古渡昔日繁茂之时，水旱码头、商贾辐辏、渡河船只云集，川流不息，车水马龙，万家无论昼夜皆灯火通明，辉煌之极。今天的西口古渡，作为走西口的历史遗存，样貌已焕然一新。

一提起秦晋黄河古道上的渡口，人们可以顺口数出一大堆。而有一个重要的渡口往往容易被忽略，这就是保德古渡，古称沙谷津，北宋成平四年（公元1001年）设置，明时改称下园渡，明末清初，改称东沟渡，清末民初至新中国建立称保德渡，习惯称东关渡。

保德渡的始设，缘于战争。保德渡口与陕西府谷县刘家川古渡隔河相望。宋代，在保德对面的麟、府二州派驻重兵防御西夏，驻军的粮食全靠河东的保德供给，航运十分繁忙。到了明代，这里又成了运兵通道，延绥镇的兵将执行入京保卫任务，都要从这里渡过。清代，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大军由保德渡口登舟渡河。由保德过河，经神木可达榆林，西去宁夏。清代末年，渡口附近有商号200余家。1972年，保府黄河大桥建成通车，保德渡口结束了历史使命。

“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说的就是当年的碛口。碛口渡位于山西临县城西南48公里的湫水河入黄河河口处，西与陕西吴堡县丁家湾隔河相望。该渡口自古就有木船摆渡，清乾隆年间，始有居民在此定居。那时候，“走西口”的晋商在内蒙古包头一带买卖的商品，运回晋中，走的就是黄河边的碛口渡，使得这里成为当时西北与华北货物流通最大的水陆转运码头。

在晋商繁盛时期，每日有几百只船、筏往来停泊在碛口码头，数以千计的骆驼、骡马驻足碛口镇，大批西北出产的粮油、皮毛、盐碱、药材等货物沿黄河而下，源源不断运至碛口，然后，再用骡马、骆驼运到太原、晋中、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至今，碛口还有黄河上留存最完好的商留码头。

河东碛口商贸的发展，也带动了河西螅蜊峪古渡的崛起。螅蜊峪，今称螅镇，位于黄河秦晋峪谷中部、铁佳州南端四十公里处。说到螅蜊峪，知道的人不多。但提到民谣《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闻名华夏的船夫曲就产生在古渡螅蜊峪。

螅蜊峪当年因其晋商“走西口第一渡”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水旱码头的优势曾辉煌一时，渡口历代都有兵家防守设施。康熙初年，随着河东碛口的商贸云集，螅蜊峪便成了“舟楫胥至，粮果云集”的漕运渡口。螅蜊峪渡口的兴盛得益于黄河的水运和马帮脚户的旱运。从乾隆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二百年间，螅蜊峪商铺之兴隆、渡口之繁忙、驮运之穿梭，每天有近百艘长船云集穿梭在螅蜊峪渡口，数百峰骆驼蜿蜒连绵在高原古道上。船筏穿梭，驼铃声声，使这块渡口的不毛之地，一度成为“古渡小都会，河岳大文章”的水旱码头。

彼时的螅蜊峪渡口，成了西通秦陇、东连燕赵、北达蒙古、南接中原的黄河咽喉要冲。河套平原的粮食、胡麻油，吉兰泰的盐碱，甘肃、宁夏的药材、皮毛，通过这里的水旱码头，输送到西北各地乃至更远的地方。

上世纪初，随着陇海、京包铁路的相继修建，开通了东西经济大运脉，螅蜊峪的货船停滞了、脚夫歇脚了、码头萧条了，当年繁忙的水旱码头彻底衰败下来。

在黄河的众多渡口中，有一处渡口不仅以物资流通而闻名远近，而且因为兴学办学而名垂后世，这就是山西兴县渡口。与其他渡口不同的是，船工们喊着号子将船靠近岸来，灌进耳朵里的，除了商家吆五喝六的喧闹，还有学子们的琅琅书声。

黄河流经山西兴县有八十二公里，沿途就有九大渡口，这些渡口大都兴起于明代，在清代中叶达到盛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晋陕两省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兴县的这几个渡口各有千秋，其中以黑峪口为最。黑峪口渡位于山西兴县城西25公里处的黑峪口村，早在明末清初即为水旱码头，是黄河两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当年这里五方杂处，方言不同。码头上昼夜船只往来于晋陕之间，有长船从上游之间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渡口上隔一天赶一个集，是晋陕两岸远近闻名的大集市。

1936年，红军在此强渡进入山西。八路军120师曾进驻山西兴县，使这里成为晋绥边区的军事、政治心脏。抗战期间黑峪口自然成为沟通晋绥与陕甘宁边区往来和储运战略物资的重要渡口。

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延川县城东35公里处延水关村有一个古老的渡口，即延水关渡口。此渡口开航于魏晋，后为军渡、官渡，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延水关，宋代称永宁关，清代设关称延水关。北宋科学家沈括任延安知州时，曾在渡口附近发现“竹笋化石”。明清两代，此处为延川八景之一，时称“延关飞渡”。

延水关渡口原为天然小港，旧称船坞角，古今商旅不绝。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延水关码头与黄河东岸山西永和关码头竣工，始有机船引渡，安全迅速，现在有载重40吨的钢质客货渡船，年客流量2万多人次。“延关飞渡”名副其实。

在黄河东岸的有一座号称中国红枣第一镇的山西柳林县三交镇，历史上因此地处中阳、石楼及山西清涧三县之间，故称三交。三交镇自古有「击鼓震两省，鸡鸣惊四县」的说法，从古镇的名字上就能读出四通八达之意。在明清之际，三交是方圆上百里商业交汇的重镇，每逢集会，就有陕、甘、宁、蒙等地的客商摆渡而来，进行骡马、粮食、红枣、皮毛等交易，古镇繁华，明清古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一时无二。然而光绪年间的一场大洪水，迫使集市重建逐步移向山腰，形成现有格局。

紧邻黄河的古镇，自然就会有渡口，三交镇的渡口名曰坪上渡，也称三交镇渡。这个渡口不简单，曾是红军东征的第一个渡口，最早登陆，也是红军东征总部渡河的地方。1936年，红军东征在此地强渡黄河，拉开了东征抗日的序幕，周恩来曾莅临此地，亲自指导建立了山西第一个红色政权。刘志丹将军在三交战役中血洒疆场，英魂长眠于此，这是一个血染的红色渡口。

清水关是一个古渡口，黄河波涛不兴平静自在地从北方蜿蜒而来，于清水关前随意勾出一个U字形大弯，然后又转身南下，仿佛故意将对面山头丢给清水关做渡口。位于陕西延川县东南部清水关古镇，隔河为山西永和县嘴上行村。是陕西延川境内仅次于延水关的一个渡口，设有木质渡船。在连绵700多公里长的秦晋大峡谷的黄河古道上，清水关作为一个小渡口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数百年来他没有被人遗忘。在清水关北边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由西向东注入黄河，清水关便由此而得名。

清水关即是黄河中游商家货运、交易的重要古镇，也是秦晋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在战乱的年代，清水关是管津要隘，历代时常有驻军把守。明代，南侧五里处建有会峰寨，北侧建有牛尾寨。明清前后辉煌的清水关曾经码头兴隆，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是方圆数百里的商品集散地。商人们把瓷器和茶叶等货物通过这里运往陕北高原和蒙古大草原，又把草原的皮货和陕北的大红枣从这里运往中原和南方。1936年5月初，毛主席率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后，由此渡河回师陕北。自从上游不远处的延水关修通了公路，设立了公办渡轮，这个渡口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秦晋大峡谷中段山西柳林县境内，有一个较为重要的渡口，即军铺渡。该渡口位于柳林县城西部21公里处，隔黄河与陕西省吴堡县城宋家川相望，素为秦晋通衢。该地古为永宁州交通驿传线路上的一个铺，故名军铺。后因开设渡口，遂称军铺渡，简称军渡。

军渡历来是华北与西北交通咽喉，宋太宗赵光义远征太原时，大军曾自此东渡黄河；明武宗巡幸延、绥后，从这里东渡返归；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兵分三路，从军渡、三交镇渡和碛口渡过黄河直捣京城，一举摧毁明王朝；抗日战争时期军渡有陕甘宁边区东大门“巨锁”之称。

1922年，汾（阳）军（渡）公路建成，前往陕北的客商和货物，均在军渡弃车从舟，摆渡过河。1969年，黄河上的军渡大桥建成，公路延伸至绥德（今称307国道），汽车运输取代舟船摆渡，但作为秦晋交通要隘的军渡，仍不失为军事战略重地。

在山西柳林县西北的黄河东岸，还有一个古老的渡口，即孟门渡，位于今孟门镇，隔河与陕西横沟渡口相望。孟门渡是历史上孟门县治所在地。孟门对岸的陕西吴堡县，在宋金时期有100多年归孟门（时称定胡县）管辖，两岸联系密切。古孟门县曾是陕北与晋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北朝时设有孟门津；隋唐时期孟门是河西绥州与河东石州的交通要冲，唐时长安大兴宫廷建设，本县一带的林木均经孟门等渡口大批西运。明清时期是晋商水旱码头，孟门镇为黄河沿岸的一个商贸大镇，贸易繁荣，行业齐全。东来的有布匹百货，西去的有皮货油盐，本地产的纺织品和定胡酒远销黄河河套地区。至今孟门渡仍是两岸附近百姓来往的主要路径。

黄河自孟门小垣则流入山西柳林县境，途经40余村，于三交镇下塔村出境。受地理、商贸等因素影响，沿途形成了不少渡口。后河底渡就是其中之一，原名黑蛇沟渡、青龙渡，位于石西镇后河底村，对岸为陕西绥德县的蛤蟆口渡。后河底渡为古代黄河的著名渡口，“通河大老艄”马万荣即为后河底人。此外，沿黄河还有乔则沟渡、郝家津渡等小渡口。

在秦晋大峡谷的黄河古道上， 有两个隔河相对的渡口最为著名，这便是位于陕西合阳县夏阳村的夏阳古渡和与之隔河相对的山西临猗县的吴王渡。自夏阳古渡顺黄河漂流十余公里而下，从吴王古渡登岸而上，便踏上了山西临猗的土地。

吴王古渡由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所建。秦末楚汉相争，魏王豹反汉，时任淮阴侯的韩信在夏阳渡用木罂渡军从吴王渡一带上岸袭魏，故夏阳渡又名木罂渡、淮阴渡。

明清两代，夏阳渡和吴王渡上商贾往来，是沟通陕北、西北与晋南之间的大码头，这里不仅是繁荣的水上商业码头，也是秦、晋的军事要冲。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投入重兵争夺吴王古渡，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打通直入陕西的通道。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夏阳古渡和吴王古渡，历经多少兴衰，如今依旧常在。

蒲津古渡， 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之西。隔河为陕西合阳县。这里北临龙门峡隘，南界潼关险道。蒲津渡是秦晋间黄河上最古老的渡口，春秋早期已有记载。秦晋友好时，蒲津渡是两岸船只往来的要津；两国反目时，这里成了军事要冲。战国时期，这里兵马不断。秦汉以后，这里屡屡成为大军出征或进攻的渡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辟的东北干道咸阳——临晋道的渡河点即为蒲津。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的第三次出巡，往还都经过这个渡口。

说起蒲津古渡，就不能不说到那几尊铁牛与一座浮桥。唐玄宗时期，在蒲津古渡建造了著名的黄河浮桥。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其国力、耗费年产4/5的铁，铸铁牛、冶铁人、锻铁索，对蒲津桥进行规模宏伟的改建。黄河之水不可测，以筑铁牛建浮桥。一座浮桥，不知踏过了多少千军万马，又不知见证了多少烽火战乱，历经千年而不朽。直至清代因黄河逐渐向西改道，蒲津渡彻底废弃。

黄河由北向南流出秦晋大峡谷，直泻而下，水浪起伏，如山如沸。这里被称为禹门，又名龙门，这里的渡口被称为禹门渡或龙门渡。禹门相传为夏禹所凿。鲤鱼跳龙门。禹凿龙门成就了“鲤鱼跳龙门”的壮举。

禹门古渡位于山西河津县，是秦晋大峡谷黄河古道南端最著名的渡口，自古为晋陕交通要隘。春、夏、秋季以舟楫摆渡，隆冬则踏冰过河。史称禹门为商贾云集之城，货物集散之埠，其水路由禹门口上行可至陕北、甘肃、内蒙古，下行到潼关，并往东到河南灵宝，往西至陕西咸阳、草滩等，往来船只一千多条。

春秋时秦穆公运粮济晋；汉代河东太守番系修建引汾灌溉皮氏的 “番系渠”；唐代龙门县令长孙恕开凿三峪引泉灌田，使粮食大丰收，唐朝在此设立“龙门仓”。清末，龙门水运码头年粮食吞吐量在500吨以上；民国时期，禹门口运煤船只常年在500吨以上，煤炭吞吐量高达4万吨。

龙门是 “古中国”军事战略要地。龙门位于秦晋交界处，水急势险，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要道，故称龙门天堑，为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隘。春秋时期，秦晋韩城大战，秦从禹门东渡击晋，虏晋惠公；隋末李渊举义从龙门西渡夺取关中；唐初，李世民收复河东，在隆冬时节率大军踏兵过龙门，进驻绛州柏壁要塞；明末李自成率义军由此东渡。

陕西韩城芝川镇境内有一个芝川古渡，与之相对的是河对岸的山西万荣县后土祠附近的汾阴古渡，即庙前渡。1937年9月、10月，八路军4万余人，陆续从陕西韩城芝川古渡东渡黄河，由万荣县庙前渡进入山西，北上开赴抗日前线。

庙前渡位于汾河和黄河的交汇处，在西汉时已经是重要的渡口，汉武帝的大型船队由此进入河东，祭祀后土。东魏与西魏隔河对峙时，高欢计划率10万大军从这里西渡黄河。

对于爱好金庸武侠的人来说，风陵渡是一个不可不知的名字。金庸笔下的《神雕侠侣》中，郭襄在风陵渡初遇杨过，一见钟情，用一生守住了这份相思。正所谓：“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只恨我生君已老，断肠崖前忆故人。”

风陵渡位于黄河大曲处，也就是黄河折向东流的拐角的地方，自古以来，风陵渡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是晋、秦、豫三省交通要津。春秋时期著名的泛舟之役，秦国运粮船队经渭河即由此入黄河而北上晋都，历史上又称秦输晋粟。

传说远古时黄帝战虽尤于此，时天降大雾，黄帝迷失方向，被虽尤围困，黄帝之臣风后造指南车辨向突围取得胜利。风死后葬在此地，名风陵，渡口因此得名。作为黄河的要津，不知有多少人是通过风陵渡，走入秦晋之地。

长达万里的黄河沿岸究竟有多少渡口，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秦晋之间的黄河古道上，历史上的大小渡口无数。渡口是水上的交通枢纽，作为连接两岸、沟通不同人群的支点，它给人们带来的作用是无法形容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黄河沿岸不同的渡口流传着不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黄河古渡口，渡过了多少人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