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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历史上有哪些姓夏的名人.

admin2023-12-04ng体育21 ℃0 评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历史上有哪些姓夏的名人?

夏姓发源于中原,起于夏、商、周,源流多;历史上夏姓人也为中国历史的辉煌增添了不少色彩!

1.五代后唐的夏鲁奇(公元882——931年),山东青州人,五代名将;早年曾效力后梁军,但“良将择主而事”,后投奔后唐李存勖;不久,夏鲁奇随从周德威攻破幽州,消灭桀燕,生擒刘仁恭父子;公元915年,夏鲁奇护卫并救出陷入后梁名将刘鄩埋伏圈的李存勖,“功高莫过于救驾”,从此深得李存勖器重,并被赐姓名“李绍奇”;夏鲁奇最出彩的一幕发生在公元923年跟随李存勖参加的中都大战,夏鲁奇在战争中和后梁名将人称“王铁枪”的王彦章相遇,他单枪匹马力战王彦章,用枪刺伤并生擒王彦章;对手王彦章是个厉害角色,曾“日不移影,能连打唐将三十六员”(《水浒传》),可见夏鲁奇的骁勇!

2.抗日名将夏楚中(公元1904——1988年),湖南桃江人,出身于农家;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夏楚中率领第98师火速增援上海,参加罗店、宝山守卫战,为粉碎日军三月亡华的企图做出了贡献;1939年至1942年,升任第79军军长的夏楚中参加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等,沉重打击了日军,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后任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

3.考古学家夏鼐(公元1910——1985年),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次年参加安阳殷墟考古发掘;1945年,夏鼐通过甘肃阳洼湾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1950年,夏鼐在辉县发现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址,次年又在郑州确认二里岗为商代遗址;1956年至1958年主持明朝定陵的发掘……夏鼐在考古研究中重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夏鼐先后被中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第三世界授予院士,人称“七国院士”!

……夏姓名人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

还是为破解人生难题找答案?

豹眼认为,了解历史,既可以猎奇,寻找到无限的奇闻异趣,又可以破解人生难题,所有的人生疑问,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猎奇,娱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娱乐的方式很多,但从历史中寻找乐趣,是一个非常简单可行的途径。

豹眼曾经回答过一个关于“嫪毐与赵太后”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1400多万的展现量,而且每天几乎是一万左右的速度在递增。

这就足以说明,猎奇、娱乐是许多人的兴趣所在。

许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但恐怕以为是传说、戏说、野史。其实,在司马迁的《史记》等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尽管也有友友说是在丑化那段历史,未必可信,但信不信在自己。娱乐以外,有没有一些感悟也在自己。

类似的问题,比如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故事,一代枭雄曹操为何好人妻,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爱故事如何夹杂着安禄山,吴三桂投靠清朝廷是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吗?大一统的秦、隋王朝为何二世而亡,是因为筑长城、凿运河吗?

所有这些问题,无不是大多数人的兴趣所在。

猎奇未尝不可,但如果能有所感悟,那就是买一送一,更有意义了。

其次是感悟人生,破解人生难题,寻找应对人生的答案。

第一,新冠疫情来了,许多人就开始关注历史上的疫情是如何解决的。了解了史上应对疫情的措施,就可以体会到今天科技发展及社会制度优越性带给人类的福音。

中国最早进入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社会,为了维护和取得中央集权的统治,百姓经历着长期、周期性的磨难。

但每当出现疫情的时候,再腐败的中央政权都会朝野上下,一致对抗疫情。因为人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没了,啥都没了。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面对疫情必须共同战斗。历史如此,当今亦如此,任何人不能缺席,也不能置身事外。

第二,战争是人类永远的公敌,避免战争永远是必选项。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却只有采用战争以制止战争,也是别无选择。

了解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磨难,就会体会到莫轻言战争,别动不动就开战。

第三,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科技的诞生,都会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创新永远是主旋律。固步自封就会落后,就要被挨打。

这些方面都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了解历史,就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感受更深刻。

最重要的,就个人而言,人生的困惑都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踪迹。可以说所有的人生问题都是有前科的,无数的古人,早就做出了五花八门的答卷。

对于所有的答卷,自然不可能有一张统一标准的答案。对此,每一个人都是评卷的老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他们打分。

这就是为何有人喜欢曹操,有人喜欢刘备,还有人喜欢孙权的原因。

喜欢诸葛亮也罢,喜欢周瑜也好,就是喜欢董卓,都是自己的偏好,没有人去限制你。

但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偶像,彼此谩骂,相互攻击,这就是太小儿科了。

在豹眼看来,有这些行为就不配谈论历史,起码是历史白看了。

品味历史,为得是感悟人生,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解决今天人生困惑的答案。

宋真宗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豹眼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

许多人纠结《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真假,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终身酷爱史书的毛主席,也很喜欢阅读《三国演义》。

探究历史真伪,很有必要,但更应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那是一份工作。

作为普通的读者,只需得到感悟就足够了。

如果只论真假,还要小说干嘛呢?那就没有阅读的必要。小说一样给人感悟,给人解决人生困惑的方法。

豹眼的体会是,喜欢历史很好,但这还远远不够,关键一点是要看懂。不一定啥都知道,只要看懂了一点,那就会一通百通。豹眼相信,万事一理,天下一理。

新冠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就说一点孩子升学的事吧。

高三、初三提前开学,高考、中考进入了倒计时,所有的学子们都走上了快车道。

对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是每一个家长及学子纠结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孙膑赛马的故事呢?

在这里,豹眼就不具体细说其中的过程了,有兴趣的友友自己去学习吧。

所有的孩子将来都要走向社会,都要进行竞争。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匹骏马,但毕竟会存在差距。

如果大体上把所有的孩子,分为三等的话,那么,必然的情况,无非就是:

第一,如果你的孩子是超一等,无论在哪里都是绝对第一,那就不必说啦。的确有这样的人才,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千里马的确是有的。

第二,如果是一等的下游,他跟一等的人去竞争,不仅很累,恐怕还会遭遇挫败。

但稍微放低一点姿态,去跟第二等的人对决。这样不仅不累,而且具备优势。

具体而言,勉强上一个211学校,还不如直接放弃,选择一个非211学校,同时可以选择最好、最喜欢的专业,将来或许更有竞争力。

勉强上一个一本,还不如放弃一本,选择一个最好的二本,更有机会选择好专业。其实许多二本并不错,任何一个高校都有几个响当当的专业做支撑,否则它无以立足。

第三,如果是二等的能力,处在上游的话,可以在这个层次进行竞争。处在下游,就去第三等与他们竞争。这样也有了比较优势,一样生存的很好。

具体而言,如果上一个普通本科很累的话,倒不如直接选择职业学院,挑选最好的、最喜欢的专业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就业,一些很不起眼的职业,就业很好。

豹眼有个亲戚的孩子,是个男孩,选择幼师,毕业后工作的非常开心,收入也很不错。

比如,男孩从事护理,也很可以。

第四,如果心比天高,盲目追求虚荣,本来是三等马,一定要去跟一等、二等马对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但一定要这么选择,那也没有办法。

就像五十万群演出了一个王宝强一样,努力总会有机会,只是成功的概率不大而已。

创造很重要,但选择更理性。

创业和打工都是一种选择,都是个人的偏好。

就像刘备,从一个织席贩履的贫困孩子,成就了帝王之业,很了不起。但如果刘备选择打工的话,一心辅佐曹操,结局会不会更好呢?

刘备也可能封王,其子孙后代也可以世袭。难道不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

如果你一定要去称王称霸,没有人能拦得住你,袁绍、袁术的结局也是一种选择。

汉武帝时期的重臣主父偃有句名言,“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这也是一种选择,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力,不给他这个权力,他也会选择。

就说汪精卫这个汉奸吧,许多人都不同意他做汉奸,他依然会做汉奸,也有许多人跟随他做汉奸,仅伪军就达到了二百多万。

但汪精卫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任何人都无法替他洗白。

今天也同样会有许多汉奸,而且还多是精英。

对于目前方方、梁艳萍、张抗抗、许可馨等人的言论,是不是汉奸,豹眼不做评论和定义,一切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但他们也是一种选择,在历史上都会找到类似的事例。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必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如果不清楚自己选择的后果会是什么,那就去历史中寻找答案吧。

人生所有的困惑,在历史中都会找到解决的方法。

咸阳出过哪些名人?

历史上的咸阳曾是首个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的都城,地处八百里秦川关中的腹地,中国的大地原点就在这里。因位于渭河以北,北山以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今天的咸阳,是陕西省的一座省辖地级市,管辖着三区九县。

咸阳身处华夏历史文化长河的发端,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农业始祖后稷在此教民稼穑。这里也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因此,历史上的咸阳也是名人辈出。

姜嫄,又称作姜原,有邰氏。她是上古三皇五帝中帝喾的正妻,有邰氏的封地就在今天咸阳市西北一带。姜嫄生有一子叫弃,被夏后封为“后稷”专司农事,因此也被后世称为后稷,奉为农神。弃是周人的始祖,母凭子贵,姜嫄也被后世尊为圣母。

姜嫄墓位于今天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南门外,并建有圣母祠,其正殿悬有“母仪邰城”的巨匾。在城西稷山之巅的上阁寺姜嫄庙正殿悬“有邰家室”牌匾,表达了后人对这位生育农神,造福人类的伟大母亲的崇敬和农祖后稷的怀念。

姬弃,黄帝玄孙,帝喾嫡长子,母亲是姜嫄。弃出生于陕西咸阳武功县的稷山,从小喜爱稼穑,好种树、麻、菽、麦等作物。成人以后,对种地很有研究,并且成效卓著,到舜时被提升为农官,专门教人种地,后世称其为后稷,后来被尊为稷神,也称谷神、农神等。

民以食为天,食必讲研农耕,姬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领讲农学的老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农学院。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农业始祖的不朽功绩,在咸阳武功县武功镇东门外漆水之滨,昔日他宣讲稼穑百谷之道的场所修建了后稷教稼台。今天的教稼台为陕西四大名台之首,中国八大名台之一。

贾逵,东汉著名经学家、天文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其父贾徽师从西汉著名学者刘歆,造诣颇深,著有《左氏条例》一书。贾逵在父亲的严格教诲下,自幼埋头苦读,专注于《易》、《尚书》、《诗》、《礼》、《春秋》这五经之间。大概20岁时,贾逵已能背诵五经正文和《左传》一书。后来,他终于继承父业,成为东汉时期古文经学的倡导者,被当时的学者称为“通儒”。

贾逵著有代表作《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另著有《春秋左氏长传》二十卷,《尚书古文同异》三卷,《毛诗杂义难》十卷,《周官解访》等,均已佚。

班彪,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从小便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班彪曾亲赴凉州,力劝割据西北的大将军窦融支持汉光武帝刘秀。可以说,班彪对于东汉王朝的建立是立有功劳的。他曾入朝为官,后又因病辞官归家。晚年专注于史学的研究,对于东汉之前的历史颇有见解,著有《史记后传》一书。班彪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三位优秀的儿女。

班固、班超、班昭,他们为兄妹三人,其父为东汉著名学者、史学家班彪。班固为大哥,班超为二哥,班昭为小妹。

班固继承父志,成为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在父亲班彪所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扩写《汉书》。然而就在快要成书之际,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最终他的小妹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

班固的妹妹班昭同样才华横溢,她不仅著写了《女诫》和《东征赋》。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与了《汉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班昭在四十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汉书》。

《汉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

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他没有选择家族的文学之路,而是弃文从戎。他在北击匈奴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同时也是西域领地的开拓者,汉明帝永平十六年,他率领着三十六人出使西域,使得西域五十余城获得安宁。班超在西域呆了31年。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封为定远侯,实现了他封侯的愿望。年老后,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同年病逝,终年70岁。

同一时期,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也有一个武将世家,这便是窦融、窦固、窦宪的窦氏家族。这个家族与大汉王朝的关系渊源久远,窦氏的七世祖姑是西汉文帝的窦皇后。

窦融曾割据西北,任河西大都督,后归顺东汉光武帝刘秀,对光武帝有拥立之功。窦融的弟弟窦友在光武帝时期做到城门校尉,与窦融一起掌管禁军。窦友死后,其子窦固继承爵位显亲候,窦固则是窦融的亲侄子。

汉明帝欲效法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因窦固明习边事,所以被拜为奉车都尉,开启了东汉时代的汉匈战争。窦固因为军功卓著,并且羌胡皆服其恩信,在羌胡中拥有一定的威望。这使得东汉面对匈奴呈现出优势的局面。

窦宪则是窦融的曾孙,比窦固小两辈。在东汉的历史上,窦宪没有窦融、窦固的品行好,经常干出一些极端恶劣的事情。但是论功绩,窦宪却是窦氏家族第一,他借机攻打匈奴以赎死,却因此而名载史册。

在汉匈战争史上,窦固和窦宪是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窦固在汉明帝的支持下,一改光武帝时期对匈奴和平的态势,率领汉军不断击破匈奴,致使匈奴元气大伤;窦宪则在汉和帝时代,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率领汉军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最终迫使匈奴西迁,引发亚欧大陆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

曹喜,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擅长小篆,在李斯小篆的笔法中添入了六国古文的悬针垂露之法。技法的改变导致风格的形成,因而对当时及后世的篆书颇有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篆书风格流派。后世称之为“悬针法”、“垂露篆”。后世的邯郸淳可视为其流派的延伸,是在曹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并再传韦诞和卫凯,而且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碑刻篆书。

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东汉咸阳南关人,汉灵帝时期的著名术士。其中茅盈最大,茅固次之,茅衷最小。茅盈十八岁时离家赴恒山修道,后来师从于王君,得长生之术后得道。茅盈得道之后,已年近五十。他的两位弟弟茅固官拜执金吾、武威太守;茅衷官拜五官大夫、西河太守。

当茅盈得道成仙的消息传到了茅固、茅衷的耳朵里之后,他们兄弟二人便双双挂冠而去,都愿跟随哥哥茅盈学习道术。或许茅氏兄弟天生就有仙根,经过一番修炼之后,茅固、茅衷也修成了正果,位列仙班了。因他们的修行之地在江南句容的茅山,后世称其为“大茅君”、“中茅君”和“小茅君”,并称“三茅真君”。他们也是道教茅山派创教祖师。

赵岐,东汉京兆长陵县(今陕西咸阳)人。东汉末年经学家、画家。赵岐对《孟子》研究颇深,所撰《孟子章句》为《孟子》最早注本,释文通达,明白易晓,后经北宋孙奭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对后世有一定影响。赵岐还善于绘画,《历代名画记》中提及他曾自画四贤像于自己的墓中。

马融,扶风茂陵(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人,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孔子传五经至杜陵人田何,田何又口述于马融,马融在扶风设绛帐传授经学。因其学识渊博,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综合各家学说,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开始达到成熟的境地。而且马融不拘儒者礼节,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等都是其门徒。至郑玄遂儒家的思想学问广大天下。

马超,扶风茂陵(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马腾的儿子,少年成名,曹操曾多次征召马超入京为官,但都被马超拒绝。而后马腾入京被封为卫尉,马超就统领了马腾的部队。

钟离权,东汉咸阳人。曾为东汉大将,少工文学,尤喜草圣,身长八尺,官至大将军。后因兵败入,乃隐于晋州羊角山。他受铁拐李点化,上山学道。下山后又飞剑斩虎,点金济众。最后与其兄钟离简同日上天。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世称其为汉钟离。全真道尊他为“正阳祖师”,后列为全真北宗第二祖,亦为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汉钟离著有《还丹歌》、《破迷正道歌》、《灵宝毕法》。

马钧,扶风茂陵(今陕西咸阳兴平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发明家。因自幼口吃不善于言谈,但是却精于巧思,马钧在机械领域贡献突出,他不但还原了失传的指南车,还改进了当时操作笨重的织绫机;他还发明了一种由低处向高地引水的龙骨水车;制作出一种轮转式发石机,能连续发射石块,远至数百步,还改制了诸葛连弩;他把木制原动轮装于木偶下面,叫做“水转百戏图”。马钧对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

苏蕙,始平郡(今陕西咸阳武功县苏坊)人,前秦时期女诗人,文学家。其父为前秦陈留县令苏道质,苏蕙自幼容颜秀丽,天资聪颖,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是回文诗之集大成者,仅有一副用不同颜色丝线秀制而成的织锦《璇玑图》传世。

刘弘基,雍州池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人,唐初名将,隋河州刺史刘升之子。早年间凭借父亲的荫蔽做了隋朝一个小官,其为人为人豪爽,颇为正直,结交侠客,不置产业。后投奔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与李世民私交甚好。晋阳起兵之后,他一举斩杀宋老生,又带军击败魏文生,抢先攻克长安城,为唐朝立足关中打下坚实基础。之后他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为唐朝统一天下立下大功。刘弘基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去世后,唐高宗深感悲痛,三天没有上朝,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太宗昭陵。

侯君集,豳州三水(今陕西咸阳旬邑县)人,唐初大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第十七位。侯君集自幼好习武艺,性格骄悍。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底,李渊父子领兵攻克长安后,他投入秦王李世民部下为将,跟随李世民东征西战,屡立战功。尤其是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取帝位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侯君集是一位很出色的武将,唐太宗时期,李靖破突厥,侯君集灭高昌,苏定方开西域,李勣平辽东,侯君集有独自灭国的巨大功绩。后因参与皇太子李承乾谋杀魏王李泰的活动,被唐太宗处斩。

李靖,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隋末至初唐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李靖出身关陇贵族家庭,家世显赫。曾祖父李欢官至西魏为河、陕两州刺史,封爵永康县公;祖父李崇义仕北周为和、岐两州刺史,抚军将军,袭爵永康公;父亲李诠仕隋,任赵郡太守,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永康公;其舅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

李靖初仕隋朝,官拜马邑郡丞。后转仕唐朝,追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南平萧铣和辅公祏,并招抚岭南诸部;进击王世充,歼灭东突厥,使唐朝疆域自阴山北直斥大漠;大破吐谷浑。李靖一生征战数十年,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因功拜尚书右仆射,封代国公,后改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晚年多病,阖门自守,不预政事,列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的治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兵法理论。著有《六军镜》、《卫公兵法》等多部兵书,多已失传。

杨良瑶,京兆府云阳县(今陕西咸阳泾阳县)人,唐代宦官,大航海家。杨良瑶少时以节义为志行,长大后以忠勇为己任。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历事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皇帝。他参与了“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事件。尤其是受命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带),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比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

花见羞,邠州(今陕西咸阳彬州市)人,中国五代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美女,亲身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几乎见证了整个五代史。花见羞本姓王,其父为邠州城内王氏糕饼店的老板。花见羞17岁时嫁给后梁名将刘鄩为妾,刘鄩死后为李嗣源所得。李嗣源称帝,她谦逊贤德,坚辞为后,颇有东汉光武帝阴皇后的风骨,后被封为淑妃。

花见羞因生得绝色,当时号称“花见羞”,连鲜花都自惭形秽,有“五代第一美女”之称。她出身平民,性情温顺,心地善良,向往平淡如水的生活,唯因天生红颜,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充满血腥杀戮的权力漩涡,最终死于非命。后世又称之为一个女人的五代十国。

王重阳,咸阳(今陕西咸阳)人,金代道士,号重阳子。自呼王三(排行第三)或王害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和谐学说。全真道内以修习《道德经》为主,修习《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辅。王重阳的传教足迹遍及陕西、山东、河南地区。其门下弟子甚众,当中最著名的七位是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后世尊称为“全真七子”。《重阳立教十五论》,王重阳的重要著述,该书论述了全真道创教的基本宗旨,规定了严格的修道戒规,融合儒释道三家精华,为研究全真道的重要经典文献。

杨奂,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今陕西咸阳乾县)人,关中大儒。杨奂是传续关中理学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当时,杨奂是可与许衡相颉颃的名儒。杨奂在学术研究方面,直接继承了关学的“崇儒”宗旨和“经世致用”的学风,不尚空谈,直陈时弊,务求实践,使得关学得以个性化发展。这算是关学创立以来的一个创新之举。杨奂的学术思想在关中引起巨大反响,前来听讲拜师者络绎不绝,一度形成了“关学热”。杨奂的关学思想大都体现在他的著作《还山集》和《概言》两部著作里,是关学思想在金元时期的一个延续。杨奂被后世誉为“元代关西夫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历史上有哪些姓夏的名人.

王恕,三原(今陕西咸阳三原县)人,明朝中期名臣。王恕一生历仕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在朝四十多年坚守本心,廉洁奉公,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与马文升、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王恕是“弘治中兴”最大的功臣之一,由于刚直的个性,王恕得到了世人的敬重,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但也因此被君主和同僚厌烦。不管如何,他的功绩都应该得到认可,其品行也非常值得尊重。除此之外,他也在文学创作方面颇有才华,并与儿子王承裕共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派---三原学派。王恕有《王端毅公奏议》等作品传世。

马理,三原(今陕西咸阳三原县)人,明代官吏。马理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好问。弘治年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时,其学识和文章闻名全国,当时的学者将马理与关学创建人张载相提并论。马理所著《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一文,被传抄国外,朝鲜国将此文作范文传诵。嘉靖辛丑年,受托总纂《陕西通志》。在明嘉靖年的华州大地震中,马理不幸罹难,时年八十二岁。其有多种诗文集传世。

康海,西安府武功县(今陕西咸阳武功县)人,明弘治十五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以诗文名列“前七子”之一。因和当时大太监刘瑾是同乡,明武宗时期受刘瑾案连累被罢官,之后他回乡经商,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泛的收纳伶人,自制乐曲,写剧本,改革声乐唱腔脸谱,自操琵琶,倾情于秦腔。

他和同乡王九思创作了“慷慨悲壮、喉啭音声、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情”的“康王腔”。“康王腔”是秦腔四大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派。康海被尊为秦腔的鼻祖,他手绘明代戏曲人物古脸谱,多达131副,距今已有近450年历史,是中国戏曲遗存独有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戏曲脸谱。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0余首,小令200余首。所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等。

刘瑾,兴平(今陕西咸阳兴平市汤坊镇王堡村)人,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原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明武宗即位后,刘瑾以进献飞禽走兽来博取明武宗的欢心,得以数次升迁,自此掌握大权,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多行不义必自毙,刘瑾后来被太监张永带头揭发罪行。刘瑾被捕后,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

王徵,西安府泾阳县(今陕西咸阳泾阳县鲁桥镇温丰乡盈村里尖担堡)人,明代科学家。王徵对明末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曾起重要作用。他早年喜爱古器和机械。出仕以前,研制过水力、风力和载重机械,写成《新制诸器图说》。后又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一起编译《远西奇器图说》,主要叙述西方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静力学知识,包括地心说,重心及其求解,求水体积、浮体体积,比重,简单机械及其联合使用。《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本有关西方力学的编译著作。王徵对传播西方科学、促进文化交流卓有贡献,被誉为“南徐(光启)北王”。

刘光贲,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刘古愚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先辈张载、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影响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曾入府学,肄业于关中书院。

刘古愚是清末陕西维新派的领袖,与康有为并成为“南康北刘”。他曾任陕西味经书院、崇实书院院长,甘肃大学堂总教习等。他的主要弟子有:李岳瑞、于佑任、杨松解、张季鸾、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这些弟子在当时的陕西乃至西北军政文化教育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范紫东,陕西乾州(今陕西咸阳乾县)人。范紫东对陕西戏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与李桐轩、孙仁玉等发起创办易俗社,历任易俗社评议员、评议长、编审部部长、部部长等职。在40年的时间里,他共创作了题材广泛、思想进步、主题深刻、人物鲜明的大小剧本85个,其中大本戏34部(有4部是前后两本),折子戏51出。《春闺考试》、《金莲痛史》、《软玉屏》、《三滴血》、《八字案》、《战袍缘》《大学衍义》、《翰墨缘》、《女儿经》、《玉镜台》、《苏武牧羊》、《三知己》、《光复汉业》、《鸳鸯阵》、《盗虎符》、《伉俪会师》、《秦襄公》、《晋文公》、《李广射虎》、《三滴血》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中《三滴血》已经被拍成了电影,为广大民众所喜爱。

范紫东还著有《待雨楼戏曲》和《乐学通论》等书,对剧本创作和音乐设计有精辟的论述。西方戏剧家对范的剧作给予高度评价,誉其为“中国莎士比亚”。范紫东及其剧作成就,已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

咸阳历史上涌现出的历史名人,枚不胜举。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为历史所铭记。

如何评价易中天因为批评乾隆而被乾隆后裔投诉?

最近网上易中天教授又火了一把,不过这次他不是品三国,而是在讲座中“辱骂”乾隆被努尔哈赤后人举报的事情,视频我看了,易中天教授认为乾隆就是王扒蛋,在位60年没干啥好事!然后这个事情就被一个叫做爱新觉罗·焘赤的满清皇族后裔给投诉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件事情投诉对不对呢?小编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们每个人的祖先被骂大家都是接受不了,尤其是易中天这种文化名人,他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被人们过分解读,不过乾隆属于历史人物,他对于历史人们的评论本身和小说家或者电影编剧在作品中评论乾隆,本身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当然这也类似于我们普通人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做出自己的一个好与坏的判断,比如杨广的评论就是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是“千古一帝”,有人也认为他是暴君昏君,难道我们评论杨广就可以,评论乾隆皇帝就不行吗?所以易中天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去看,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于乾隆的评价也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易中天在演讲中如此爆粗口的评论,略显不雅,作为公众人物应该道歉。

再来看看易中天的行为算什么性质呢?作为法律知识,小编不太了解,不过这种辱骂历史人物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侵犯名誉权或者侮辱罪之类的性质,按照《刑罚》的规定,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够构成犯罪。而且死者并不能够成为侮辱罪的侮辱对象,显然易中天这种“辱骂”乾隆的行为并不能成为侮辱罪。

那么名誉侵权呢?通常的解释是指文学作品、通告文字、行为语言或其他形式对当事人产生了名誉上的消极影响所构成的一种违背人权的行为。当然我们都不是职业律师,如果断定我们不好判断,但是这种自己祖先被“辱骂”的行为,我们作为后裔真的有权力投诉吗?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应该只有直系亲属才有权力进行投诉,而爱新觉罗·焘赤并不是乾隆的直系后裔,他的祖上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后裔,他与乾隆的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了,这就好比刘备和东汉皇帝攀亲戚差不多,虽然刘备是汉室宗亲,但是血缘关系差的太远了,其实两者差不多的性质,而他自称乾隆后人,其实并不是正确的,不过易中天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构不成犯罪,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所谓的乾隆后裔不是直接告到法院,而是反映到民族事务委员会了,如果这种行为也构成犯罪的话,那么历史上什么刘邦后人、李世民后人、杨广后人甚至秦桧后人等等,都是可以随意投诉那些辱骂他们“祖先”的行为了,岂不是我们都不能够随意评论那些历史人物呢?

其次,我们来看看易中天教授说的事情对不对呢?

对于乾隆皇帝,我们有了解多少呢?不要说那些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比如金庸的《书剑恩收录》、《宰相刘罗锅》或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这些都是文学艺术创作,自然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这里面的人物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否则的话,《三国演义》不就是历史了吗?

那么乾隆一辈子都干过什么事情呢?首先最被人们称颂的也许就是“康乾盛世”了,更是被冠以“十全老人”的称号,这里我们去看看“康乾盛世”,其实古代历史上真正能够被冠以“盛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朝的“开元盛世”,我们通过杜甫等人的诗歌就能够看出,开元年间百姓是真的富有,粮食非常的便宜,可是“康乾盛世”呢?康熙晚年就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否则在雍正上台后也就不会推行“新政”了,因为如果国家处于盛世,雍正只要沿着他爹打下的基础继续实行就好,完全没有必要改革啊,既然推行改革也就说明也就说明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等到乾隆时期,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阿桂、傅恒、福康安等人平定各地的叛乱,显然这不是一个盛世应该出现的局面,所以这样的称呼,完全是清朝人的自娱自乐或者自欺欺人而已,而且乾隆这个人好大喜功,总是想要超越康熙,所以花费大量钱财下江南,举办千叟宴等等,要不是他爹雍正给他留下了大量的钱财,也许这个国家早在他的挥霍下迅速走向衰落了,其实在乾隆晚期,整个清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只是乾隆以及朝臣们不愿意承认而已。

其次,乾隆对待下属非常刻薄。

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对待汉族大臣,可以说对待满族大臣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皇亲国戚,比如在雍正刚刚去世后不久,他就将雍正的政敌全部平反了,除了康熙的大皇子,其余的皇叔老八、老九、老十以及老十四等等,还平反了被打成奸臣的多尔衮等人,当然对待福康安以及和珅等人,乾隆也是非常信任,福康安获得了宗室的贝子爵位,和珅给予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权力,但是对待汉族重臣就比较刻薄了,比如雍正钦点的辅政大臣张廷玉,一代老臣被乾隆一顿戏耍,张廷玉为朝廷一辈子付出辛劳,帮助乾隆稳定政局,不过乾隆却看不惯张廷玉,后面扶持刘统勋就是为了制衡张廷玉,在张廷玉希望乾隆给出配享太庙的承诺的时候,也是百般刁难,要知道这是雍正许诺的待遇,最后乾隆直接给取消了,甚至将张廷玉的爵位也给撤销了,这样张廷玉悲愤中去世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配享太庙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得到承诺,不过乾隆在张廷玉去世后,还是给了这个待遇,也让张廷玉成为唯一没有爵位的配享太庙的功臣;后面的刘墉,也是百般刁难,一直不给刘墉升大学士,最后给刘墉升了大学士,但是还要告诉他实在是没有人了,而刘墉直到乾隆去世后才册封殿阁大学士,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再次,践踏文化。

乾隆留给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就是《四库全书》,这是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不过伴随这部书的出现,消失的是数以万计的古代优秀书籍,很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书籍,都在这场编撰中被废弃了,从此无数的图书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而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记录在《四库全书》中的一份书单而已,这不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践踏吗?除此之外就是文字狱的泛滥,真的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说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愚民”政策,阻碍了思想的进步。

最后,乾隆晚年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

乾隆晚年好大喜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由于过分信任和珅,造成了官场的贪腐,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土地兼并也必然越来越严重,等到嘉庆继位后,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表现,而且当西方关进的科技传入中国,乾隆也是不以为然,对待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感冒,这无疑阻碍了中西方的交流,可以说清朝的没落从乾隆晚年开始的,所以说从这几点去看的话,易中天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乾隆身上也是对中国历史有着积极影响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打败了准噶尔的叛乱,让清朝的疆域达到极盛,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如今的疆域版图,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乾隆也是有着积极影响的,当然他一生作诗四五万首,却不曾让我们如今的学子背诵一首,减轻了我们学生时代的负担,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感谢乾隆的,否则的话,如果是李白或者杜甫、苏轼等人创作了四万多首诗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什么才叫做崩溃了!

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

题目中是“两问”,也就分成两部分回答。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

先看看国外的主流观点怎么说。

《不列颠百科全书》,被认为具有很高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关于“科学”,其“定义”是——

Science,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来说,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

“定义”就是“本质”。对此应无异议。

从以上“定义”可知,国外的主流观点认为——

第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请注意,不涉及“神”极其对神的论证。

第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请注意,除此之外都算不得科学方法。

第三,科学的研究性质,是包括前述“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在内的智力活动。请注意,非智力活动不属于科学范畴。

第四,科学的研究目的,是追求知识,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或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请注意,对其他目的之追求,亦不属于科学。

再看看国内的主流观点怎么说。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科学”条目下说——

科学,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本质特征是客观性和真实性。……科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在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认识世界,从而使人类在对自然界和在社会的关系中获得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科学是生产力,也是一种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这个观点,也包含国外主流观点所涉及的“一二三四”;同时,对“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目的”“科学的作用”,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概括。

关于“科学的本质”,除去以上两种主流观点外,还有哪些“标新立异”之高见吗?

或许有,所有事情皆可见仁见智。问题只在于,要能够说服人才行。

那就来说“第二问”。

“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

凡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被老师告知,答题前要认真审题。

这里,不妨也先审一审题。

“审题”之后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提问”。

因为不论回答“有”或者“没有”,都会与史实相背。

如果答“有”,那么,又不得不承认,16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并非产生于中国,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等等,均不产生于中国大地。

若回答“没有”,也无法解释距今2500年前,古代中国何以已经产生了足以独步世界的天文学和作为工具的数学。这去认真翻看一下《史记》中的《历书》和《天官书》,还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古籍,就知道个大概了。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的很多方面,大约都比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早了1500年以上。

李约瑟之问,其实也说得很清楚:“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此为“李约瑟难题”。

关于“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李约瑟博士在其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展示得已足够详尽深入,不必再一一举例。

但由此可知,“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不周延的提问。

从逻辑上说,“不周延”的提问,一定不是“科学”的提问。

“审题”之后的第二个感觉,这是一个从既有的“西方中心论”影响下衍生出来的“提问”。

长期以来,对于近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而非东方,已然形成了如下流行观点。

一种最主要的观点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和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思维以及科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这种观点形成于18实际中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格尔、兰克、孔德、韦伯等人。

另一种观点认为,古希腊的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运动后,与中世纪欧洲经验哲学中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更明确地支持“思想自由”,因此,相比不论是远东还是改革前的“旧教”及其他宗教所在的地区,唯一有可能产生近现代科学。

上述三种观点,皆可归并到“西方中心论”中去。

然而,仔细推敲一下,这三种观点其实都站不住脚,且经不起一驳。

比如第一种观点,即然西方有“非专.制主义”传统,那么何以在16世纪之前的一千多年甚至数千年中,并未产生像样的科学技术呢?

比如第二种观点,西方的近代科学,是从伽利略所创立的两门科学——“材料力学”和“运动力学”起步的。不过,其所依赖的根本性因素,并非是“古希腊的公理体系和文艺复兴后形成的刨根问底传统”,而是源于火药从中国传入欧洲后,面对战火纷飞的欧洲战争,在威尼斯兵工厂财力物力的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也是因为战争的需求而实现的。

比如第三种观点,事实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恰好是排斥科学的,包括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强烈反对。而伽利略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拉瓦锡是在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完成他们的科学发现的。

由此亦可知,“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是一个在哪种“文化”中,都会被证伪的“提问”。

从任何认知都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的角度来说,可以被证伪的提问,一定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就是说,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绝非源于哪一种文化中有科学精神。

那么,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

这就要回到前面讲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科学的“定义”中的一句话——“科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一定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及其需要有关。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就是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农业革命”,成为世界上三个“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农业耕作的需要,使中国的上古先民对于天文及气候、历法的关注度迅速提高,并取得了卓越成果。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距今6500年的新石器时期,中国上古先民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时空统一观”,确定了“分至启闭”八节,并一定有了比较完备的原始历法。这方面的成就,可参见《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考古报告》和“安徽双墩新石器时期遗址研究”。

至于为何西方成为近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上海交通大学文一教授有一部专著《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他认为,正是因为火药由中国的传入,加上“十字军东征”后欧洲形成的“国家竞争体系”,才推动了欧洲“科学革命”的发生。

他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

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先发明了欧氏几何,而是谁先产生了把数学应用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归集的社会需求。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发明火药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

书中做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这部著作的结论,堪称是颠覆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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