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鼠疫百科知识讲解图片,全国各地为何内蒙古疫情或者灾难都很少呢

西藏鼠疫百科知识讲解图片，全国各地为何内蒙古疫情或者灾难都很少呢？

主要是内蒙古人胆大心细，胆大是非典时北京曾经专门从通辽市卫校招收了大批的护士，现在通辽人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看病都能找到熟人，这次新冠流行内蒙古的医护人员报名也非常踊跃也是个佐证。心细是由于内蒙古是牧区，人畜共患病大部分是甲级传染病。解放以前经常发生甲级流行病，各种流行病和地方病防治机构几乎是设置县的标配，所以内蒙古的卫生系统几乎对各种防疫措施和防控手段都不陌生。而且群众对防疫措施的支持力度也极高，那个老百姓没听过几个过去疫情爆发时的惨烈故事，听党和政府的话能保命，即使不是自己的，也能保住大家的命。三内蒙古有长期和烈性流行病抗衡的中蒙医理论，在这次新冠中治疗表现良好，似乎到目前为止仅不幸的过世一人，要知道新冠刚发生时几乎大部分盟市都收治了新冠患者。

清朝能够入驻中原？

满清入关，统治华夏，得国确实是太过容易，统一天下与其说是历史必然，不如说是侥幸偏得。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满清50年内灭亡其后中华大地上将是军阀割据。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统治华夏，得国确实是太过容易、侥幸？

首先，得天时，乘乱而入，抓住好机遇。

明年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打土豪、斗官吏，最终以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煤山上吊，宣告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大明对关外满清的名义束缚不复存在。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后，军纪败坏，腐化严重，尤其遭遇大瘟疫流行，军队非战斗减员严重，战斗力持续下降。就在这时，满清铁骑入山海关，农民军不敌。满清一路向南撵杀农民军，打败李自成即告夺得天下，因为中原故主已不复存在。

其次，得地利，经年累月经营富庶的关外，由北向南进攻占尽地理优势。

东北地广人稀，满清崛起之处，兴业之地，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为南下战争储备了必要的战略物资，创造了稳固的根据地。满清占据的辽东距离北京实在是太近了，以至于北京防御满清，都没有战略纵深。山海关至北京一路平原，没有天然屏障，没有给大明反扑的余地。

再次，得人和，满清巧妙地利用了大明故属的民心。

满清一直宣传大明亡于李自成，满清入关是替大明君王复仇，收买人心。李自成农民军腐化堕落，侵害百姓利益，民心尽失，满清的怀柔政策，让初期的百姓感念满清的恩厚。满清对于顺从的汉民，还是注意统治策略的，没有过度压榨百姓。以至于到民国时，仍有人认为，大清朝待老百姓恩厚。尤其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一众明朝叛将，助满清入主中原，成为满清进一步征伐、屠戮的工具。

我们说满清统治华夏，得国太过容易，但是不否认满清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举起重大的历史贡献的，当然那也是后话，是得国之后的事情了。

就像有的人在路上捡到上好的木料，回家后费劲巴力打成一套好家具，不能因为打家具付出很大心血，就说得到木料很艰难。

今天，无论满清得国是否容易，我们都不能忘记明末民不聊生、食不果腹的人间疾苦；我们都不能忘记连年战乱、群雄逐鹿、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乱世苍生；我们都不能忘记民心思定、国运待转、民族振兴的期望。因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安定的社会、大融合的民族，是百姓的福祉、民族的希望。

有哪些动物称为大自然的清洁工？

自然界的“清道夫”是主要消耗腐烂生物质的生物，如肉类或腐烂的植物物质。许多食腐动物是吃肉的动物。当大多数食肉动物捕猎和杀死猎物时，食腐动物通常会吃掉自然死亡或被其他食肉动物杀死的动物。

食物链中的生物体分为三个营养级，自养生物产生自己食物的生物体是第一营养级，其中包括植物和海藻。食草动物或消耗植物和其他自养生物的生物体，是第二营养级。食腐动物，其他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消耗植物和动物的生物体是第三营养级。

自养生物被称为生产者因为他们自己生产食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是消费者，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是次级消费者。

食腐动物在食物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分解死亡生物的有机物质使再循环它进入生态系统。

有些鸟是食腐动物，秃鹰和秃鹫只吃死动物的尸体。

秃鹫有很多生物适应能力使它们非常适合做清道夫工作。秃鹫视力很好，嗅觉很强。当秃鹫在天空翱翔的时候它们用这些强烈的感觉定位腐烂尸体，不像雕，或猎隼，这些猛禽用锋利的爪子和喙杀人，而秃鹫不需要制服或保护它们的猎物。许多秃鹰也秃顶，它们的头上没有羽毛。这样可以防止携带有毒细菌的腐肉碎片粘住羽毛感染它们。

美国髭兀鹰，或称有胡须的秃鹫，比其他秃鹫有更特殊的进食习惯。它们不吃肉，而是几乎完全靠吃骨头生存。髭兀鹰把骨头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把它们摔成更小的碎片，然后把嚼碎骨骼内部的骨髓软组织。

许多昆虫是食腐动物。动物并不总是必须死亡，这些食腐动物才能饱餐腐肉。苍蝇经常以绵羊、牛和其他动物的伤口为食。周围的死尸创伤被吃掉，而动物本身保持相对健康。

一些哺乳动物是食腐动物。鬣狗通常被认为是食腐动物，但也是传统的食肉动物。一只孤独的鬣狗主要以死去的动物为食。鬣狗可能会吃掉因受伤而死亡的动物，也可能会从其他食肉动物如狮子那里偷肉。然而，一群鬣狗将会一起捕猎羚羊和其他动物。

像鬣狗一样，很少有食腐动物专门吃腐肉。除了牲畜伤口周围的区域，苍蝇还以腐烂的垃圾等植物为食。蟑螂以死去的动物为食，但它们也吃植物、纸张和其他材料。

螃蟹和龙虾等海洋生物会吃腐肉和他们发现的大多数其他东西。鳗鱼吃死鱼。除了打猎，大白鲨还以死鲸、鱼和鳍足类比如海狮为食。

如果有机会，许多动物也会觅食，尽管腐肉不是它们喜欢的食物来源。狮子、豹子、狼和其他食肉动物，如果遇到腐肉，就会吃腐肉。黑熊主要以水果、坚果和浆果为食，但它们也会吃死动物。狐狸和狼在冬天找不到其他食物时，更有可能吃腐肉。

因为大多数食腐动物对它们吃什么都很灵活，所以它们比只吃新鲜肉类的动物更容易找到食物。这有时会让食腐动物比其他生物更善于适应新环境。

城市的发展，为住宅、企业和农业，破坏动物栖息地，即动物在野外生活的地方。例如，象这样的食草动物没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吃是无法生存的。在发达地区，像美洲狮、黑熊这样的食肉动物经常捕食吃得饱，为了生存而去人类那里翻垃圾。

然而，食腐动物通常能很好地适应城市地区或者农村。在野外，乌鸦会吃老鼠、鸡蛋、种子和果实。在发达地区，最常见的一餐是马路杀手或者被汽车撞过的动物尸体。负鼠、海鸥和浣熊等食腐动物以垃圾桶里的食物为生。

有时候，食腐动物会对人或它们自己构成威胁。比如北极熊，在加拿大丘吉尔附近，北极熊通过从镇上的垃圾场寻找食物来适应发达地区附近的生活。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成为人类的主要威胁。

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务院关于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迫切需要继承、发展、利用好中医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作用，造福人类健康。为明确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制定本规划纲要。

一、基本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医药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初步形成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整体发展新格局，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中医类医院（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下同）3732所，中医类医院床位75.5万张，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39.8万人，2014年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5.31亿。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疑难病症、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2014年中药生产企业达到3813家，中药工业总产值7302亿元。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我国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务领域出现萎缩现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发展规模和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药产业集中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医药可持续发展；适应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健全；中医药走向世界面临制约和壁垒，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满足人民群众对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需求，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拓宽中医药服务领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中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适应未来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绿色健康理念、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和综合施治的诊疗模式、运用自然的防治手段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迫切需要加大对中医药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激发中医药原创优势，促进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进一步普及和宣传中医药文化知识。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推动中医药海外创新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正确认识形势，把握机遇，扎实推进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以推进继承创新为主题，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医药在促进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惠民。以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中医药发展为了人民、中医药成果惠及人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保证人民享有安全、有效、方便的中医药服务。

坚持继承创新、突出特色。把继承创新贯穿中医药发展一切工作，正确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在创新中不断形成新特色、新优势，永葆中医药薪火相传。

坚持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改革完善中医药发展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拉动投资消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更好发挥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引导投入、规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积极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激发中医药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坚持中医与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在开放中发展中医药。统筹兼顾中医药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注重城乡、区域、国内国际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中医药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各领域得到全面协调发展，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每千人口公立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到0.55张，中医药服务可得性、可及性明显改善，有效减轻群众医疗负担，进一步放大医改惠民效果；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重大疾病攻关取得明显进展，中医药防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医药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基本建立，凝聚一批学术领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中医药人才，每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执业类（助理）医师数达到0.4人；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30%以上，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更加广泛；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监督体系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中医药管理体制更加健全。

到2030年，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中医药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一支由百名国医大师、万名中医名师、百万中医师、千万职业技能人员组成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公民中医健康文化素养大幅度提升；中医药工业智能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统筹协调发展、生态绿色发展、包容开放发展和人民共享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重点任务

（一）切实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

1.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全面建成以中医类医院为主体、综合医院等其他类别医院中医药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为补充、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区域卫生规划中合理配置中医医疗资源，原则上在每个地市级区域、县级区域设置1个市办中医类医院、1个县办中医类医院，在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等非中医类医疗机构设置中医药科室。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加强中医药设备配置和中医药人员配备。加强中医医院康复科室建设，支持康复医院设置中医药科室，加强中医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

2.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加强在区域内有影响力、科研实力强的省级或地市级中医医院能力建设。建立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网络和应急救治工作协调机制，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治能力。持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县级中医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优势病种诊疗能力、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建立慢性病中医药监测与信息管理制度，推动建立融入中医药内容的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开展高危人群中医药健康干预，提升基层中医药健康管理水平。大力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充分发挥其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建立中医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分工合作的慢性病综合防治网络和工作机制，加快形成急慢分治的分级诊疗秩序。

3.促进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西医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加强中西医结合创新研究平台建设，强化中西医临床协作，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联合攻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高重大疑难疾病、急危重症的临床疗效。探索建立和完善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协作工作机制与模式，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积极创造条件建设中西医结合医院。完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建立更加完善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加强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

4.促进民族医药发展。将民族医药发展纳入民族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民族医医疗机构建设，支持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举办民族医医院，鼓励民族地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民族医药科，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族医医院和诊所。加强民族医药传承保护、理论研究和文献的抢救与整理。推进民族药标准建设，提高民族药质量，加大开发推广力度，促进民族药产业发展。

5.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改革中医医疗执业人员资格准入、执业范围和执业管理制度，根据执业技能探索实行分类管理，对举办中医诊所的，将依法实施备案制管理。改革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执业资格准入制度，允许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在乡镇和村开办中医诊所。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连锁中医医疗机构，对社会资本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诊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区域卫生发展规划不作布局限制，支持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门诊部、诊所，鼓励药品经营企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保证社会办和政府办中医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6.推动“互联网+”中医医疗。大力发展中医远程医疗、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构建集医学影像、检验报告等健康档案于一体的医疗信息共享服务体系，逐步建立跨医院的中医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中医医疗服务应用。利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

（二）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7.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实现集团化发展或连锁化经营。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加强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为群众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治未病服务，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于一体的中医健康保障模式。鼓励中医医院、中医医师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调理和药膳等技术支持。

8.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鼓励中医医疗机构、养生保健机构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和家庭，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易于掌握的理疗、推拿等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方法。鼓励中医药机构充分利用生物、仿生、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研发一批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器械器材。加快中医治未病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建设。推广融入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9.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推动中医药与养老融合发展，促进中医医疗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支持养老机构与中医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快速就诊绿色通道，鼓励中医医疗机构面向老年人群开展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鼓励中医医师在养老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院，探索设立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机构，建设一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10.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发展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融中医疗养、康复、养生、文化传播、商务会展、中药材科考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和线路，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和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加强中医药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标准化体系，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标准化和专业化。举办“中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年”，支持举办国际性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展览、会议和论坛。

（三）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

11.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实施中医药传承工程，全面系统继承历代各家学术理论、流派及学说，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中医优势病种临床基本诊疗规律。将中医古籍文献的整理纳入国家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开展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推动中医古籍数字化，编撰出版《中华医藏》，加强海外中医古籍影印和回归工作。

12.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技术挖掘。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加强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养生保健技术、康复技术筛选，完善中医医疗技术目录及技术操作规范。加强对传统制药、鉴定、炮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继承应用。开展对中医药民间特色诊疗技术的调查、挖掘整理、研究评价及推广应用。加强对中医药百年老字号的保护。

13.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中医药师承教育培养体系，将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医疗机构发展师承教育，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建立传统中医师管理制度。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吸引、鼓励名老中医药专家和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专家通过师承模式培养多层次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四）着力推进中医药创新。

14.健全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健全以国家和省级中医药科研机构为核心，以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企业为主体，以中医科学研究基地（平台）为支撑，多学科、跨部门共同参与的中医药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中医药领域科技布局。统筹利用相关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中医药相关科技创新工作，促进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和产业化。

15.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深化中医基础理论、辨证论治方法研究，开展经穴特异性及针灸治疗机理、中药药性理论、方剂配伍理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等研究，建立概念明确、结构合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强对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防治的联合攻关和对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形成一批防治重大疾病和治未病的重大产品和技术成果。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一批基于中医理论的诊疗仪器与设备。探索适合中药特点的新药开发新模式，推动重大新药创制。鼓励基于经典名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的中药新药研发。针对疾病新的药物靶标，在中药资源中寻找新的候选药物。

16.完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评价标准和体系，研究完善有利于中医药创新的激励政策。通过同行评议和引进第三方评估，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开展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与转化应用研究，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

（五）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

17.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实施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完善中药材资源分级保护、野生中药材物种分级保护制度，建立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保护区、野生中药材资源培育基地和濒危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加强珍稀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保护、繁育研究。建立国家级药用动植物种质资源库。建立普查和动态监测相结合的中药材资源调查制度。在国家医药储备中，进一步完善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储备。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立中药材科技园、博物馆和药用动植物园等保育基地。探索荒漠化地区中药材种植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

18.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制定中药材主产区种植区域规划。制定国家道地药材目录，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促进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绿色发展，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储藏技术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种植养殖的科学引导，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社，提高规模化、规范化水平。支持发展中药材生产保险。建立完善中药材原产地标记制度。实施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推进行动，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中药材生产，推进精准扶贫。

19.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提升中药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以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为依托，实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业者行动，促进中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中成药上市后再评价，加大中成药二次开发力度，开展大规模、规范化临床试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方大药。开发一批中药制造机械与设备，提高中药制造业技术水平与规模效益。推进实施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构建中药产业全链条的优质产品标准体系。实施中药绿色制造工程，形成门类丰富的新兴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减少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等物质的使用量，严格执行《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6-2008），建立中药绿色制造体系。

20.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制定中药材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与生产企业供应商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紧密相连。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利用大数据加强中药材生产信息搜集、价格动态监测分析和预测预警。实施中药材质量保障工程，建立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加强第三方检测平台建设。

（六）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21.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大力倡导“大医精诚”理念，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形成良好行业风尚。实施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提升工程，加强中医药文物设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更多非药物中医诊疗技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使更多古代中医典籍进入世界记忆名录。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22.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推动中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将中医药文化纳入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创作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的创意产品和文化精品。促进中医药与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旅游餐饮、体育演艺等有效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一批知名品牌和企业，提升中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七）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23.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深化与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的研究与制订，营造有利于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际环境。实施中医药海外发展工程，推动中医药技术、药物、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促进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中医药。本着政府支持、民间运作、服务当地、互利共赢的原则，探索建设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支持中医药机构全面参与全球中医药各领域合作与竞争，发挥中医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援外医疗中进一步增加中医药服务内容。推进多层次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临床实习，把中医药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亮丽名片。

24.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将中医药国际贸易纳入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总体战略，构建政策支持体系，突破海外制约中医药对外贸易发展的法律、政策障碍和技术壁垒，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扩大中医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准入。支持中医药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医药对外投资和贸易。为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全方位公共资源保障。鼓励中医药机构到海外开办中医医院、连锁诊所和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扶持中药材海外资源开拓，加强海外中药材生产流通质量管理。鼓励中医药企业走出去，加快打造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国际品牌。积极发展入境中医健康旅游，承接中医医疗服务外包，加强中医药服务贸易对外整体宣传和推介。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中医药法律体系。推动颁布并实施中医药法，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法规和部门规章，推动修订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中医医疗机构分类和管理、中药审批管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等领域相关法律规定，构建适应中医药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指导地方加强中医药立法工作。

（二）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安全，实施中医药标准化工程，重点开展中医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和疗效评价标准的制定、推广与应用。系统开展中医治未病标准、药膳制作标准和中医药保健品标准等研究制定。健全完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加强中药质量管理，重点强化中药炮制、中药鉴定、中药制剂、中药配方颗粒以及道地药材的标准制定与质量管理。加快中药数字化标准及中药材标本建设。加快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加强中医药监督体系建设，建立中医药监督信息数据平台。推进中医药认证管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

（三）加大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落实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政策。改革中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降低中成药虚高药价，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继续实施不取消中药饮片加成政策。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进一步增加中成药品种数量，不断提高国家基本药物中成药质量。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中医药发展需要，扩大中医医疗、养生保健、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等用地供给。

（四）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以及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中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及中医药临床科研领军人才。加强全科医生人才、基层中医药人才以及民族医药、中西医结合等各类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开展临床类别医师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建立中医药职业技能人员系列，合理设置中医药健康服务技能岗位。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建立中医学专业认证制度，探索适应中医医师执业分类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一批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和高等院校开办民族医药专业，开展民族医药研究生教育，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中医药名校和学科。健全国医大师评选表彰制度，完善中医药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和长效激励机制。

（五）推进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按照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工作部署，在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中，加强中医药大数据应用。加强中医医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建立对患者处方真实有效性的网络核查机制，实现与人口健康信息纵向贯通、横向互通。完善中医药信息统计制度建设，建立全国中医药综合统计网络直报体系。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规划组织实施。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研究提出中医药发展具体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对政策落实的指导、督促和检查；要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本规划纲要实施分工方案，规划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中医药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中医药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划纲要具体实施方案，完善考核评估和监督检查机制。

（二）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按照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级中医药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领导机制，切实加强中医药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加强沟通交流、协调配合，形成共同推进中医药发展的工作合力。

（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数字智能终端、移动终端等新型载体，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知识，宣传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形成全社会“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浓厚氛围和共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格局。

西班牙大流感最先在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发现？

爆发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之一，先后在全球造成了近10亿人感染，至少5000万人死亡。这次流感的爆发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波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美国的堪萨斯州军营，然而这次流感却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被命名为“西班牙大流感”，但最早的爆发记录却出现在美国

1918年至1920年初爆发的这场大流感，虽然最终被命名为了“西班牙大流感”，但实际上有记录的最早爆发地，却并非“西班牙”，而是出现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

“西班牙大流感”的爆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波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1918年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但当时的症状只有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同年，该流感3月份在中国、4月份在法国、5月份在西班牙、6月份在英国开始相继爆发，但始终没有呈现出致命性，因此并未被人所重视。

到了1918年8月，第二波流感开始爆发，最初爆发于刚离开西非国家狮子山共和国的英国船上，当该船抵达英国之前，便已经有多达75%的船员被感染，并造成了7%的船员死亡，此外多艘船只也相继爆发了这种疫情。同月下旬，美国和法国开始相继爆发，并在9月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之后数个星期迅速传至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便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杀伤力，尤其是在20岁至35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致死率极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与此同时，这种流感往往会引发包括肺炎在内的诸多并发症，并最终导致感染者死亡。仅仅在同年10月，美国便有多达20万人因此死亡。

时间来到1919年冬，第三波流感再次来袭，并迅速在全球多个地方爆发。但到了1920年的春季，这种恐怖的流感便又神秘的开始消失了。在澳大利亚，流感延续到了1919年8月 (南半球的冬季)；至于在夏威夷，则是延续到了1920年3月。

“西班牙大流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传染病，短短两年时间，便造成了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更造成了至少5000万人的死亡。要知道，当时全球人口不过约17亿，感染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9%，而全球平均致死率同样达到了2.9%以上，与一般的传染性相比，无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既然最早并未爆发于西班牙，该病毒为何被命名为“西班牙大流感”

关于传染病的命名，2015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人类传染病命名的最佳实践》，“目的是尽量减少疾病名称对贸易、旅行、旅游业或动物福利的不必要负面影响，并避免对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民族群体造成侵犯。”

然而，在《新人类传染病命名的最佳实践》颁布之前，人们关于传染病的命名，其实还是比较混乱的，不仅存在以地名命名的情况，例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马雅罗病毒等等，而且还存在以人名命名的情况，例如耶尔森鼠疫菌、艾希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等，以及以动物命名的情况，例如牛海绵状脑病、牛分枝杆菌、猴痘等等。

“西班牙大流感”便是典型的以地名命名的方式，而以地名命名的方式，其实并不一定会以最初爆发地来命名，毕竟当时通讯和医疗手段有限，再加上正值一战末期，人们很难确定病毒的最初爆发地，例如第一波疫情爆发时有说法认为是由中国劳工引起，但却没有直接证据；又如第二波病毒爆发后有人认为源头是苏联的阿什哈巴德，但因俄国内战而无法确认。此外，由于美国爆发时该病的致死性并不强，因而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该病毒的命名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波病毒爆发时，正值一战末期，当时同盟国和协约国的胜负形势已经极为明显，因此为了避免病毒爆发对战争产生影响，各国都对舆论进行了严格限制。等到第二波病毒爆发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战败的同盟国自然不愿雪上加霜，而战胜的协约国也不愿因这个扫兴，因此舆论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

然而，就在其他国家对舆论进行严格限制，将“西班牙大流感”称为无足轻重的“小感冒”时，只有西班牙媒体诚实的将这次流感称为“灾难”，毕竟当时西班牙不仅有多达800万人受到了感染，而且一战时西班牙乃是个中立国。更致命的是，就连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受到了感染。

△阿方索十三世

结果，舆论的宣传对当时的欧洲国民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大家纷纷认为自己国家爆发的流感都只是“小感冒”，只有西班牙的流感是“致命的”，进而误认为这场流感是在西班牙爆发后才广泛传播的，因此便将这场灾难性的流感命名为了“西班牙流感”，而在当时西班牙国内，其实是将这种流感称为“法国流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