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区实操培训跨境电商,郑州这座城未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和平区实操培训跨境电商，郑州这座城未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努力走好“枢纽+开放”这条路子，抢先打造国际交通枢纽门户、对外开放体系高地和参与国际合作高地的“一门户、两高地”体系，“郑州枢纽”正在动起来，强起来！

大交通之势：“铁公机联动通四方”

枢纽之城畅通八方，郑州正以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大交通之势在中原大地上迅速崛起。

每天，郑州新郑机场上空，数千架飞机在此起落，将郑州与世界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插上腾飞的“翅膀“，郑州不断从“中转型”枢纽向“门户型”枢纽转变。

郑州－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路”，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双方“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航空运输体系。继“郑州—卢森堡”双枢纽之后，“郑州—乌塔堡”双枢纽呼之欲出。

建设“空中丝绸之路”，郑州机场的航线网路也越织越密。今年7月份以来，郑州机场新开、加密了多条航线，新开郑州至菲律宾卡利博航线，新开郑州至吉隆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首次开通郑州至普吉、曼谷航线等。

高速铁路的出现，不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出行的向往。位于“米”字形高铁中心的郑州，顺畅通达全国已经成为现实，在郑州乘坐高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人们的首选。

郑州作为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京广、徐兰两条高速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汇，站在全国快速铁路的十字路口，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目前，郑太、郑济铁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伴随着郑万、郑阜、商合杭铁路的开通倒计时，河南“米”字形快速铁路网正在逐渐铺开。

通过数据看发展。目前，郑州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3856.8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184.9公里/百平方公里，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努力走好“枢纽+开放”这条路子，抢先打造国际交通枢纽门户、对外开放体系高地和参与国际合作高地的“一门户、两高地”体系，“郑州枢纽”正在动起来、强起来……

大开放之势：“内陆腹地”变身“开放高地”

新时代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一带一路”贯穿从沿海到内陆的纵深开放。

当前，郑州站位全局谋大势，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开放全局，充分发挥“四路”“五区”战略叠加优势，积极构建国际陆港、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指定口岸等高水平开放载体平台体系，主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实现了开放水平的重大跃升，由“内陆腹地”变身“开放高地”，争做中国联通世界的重要门户。

扩大对外开放，通道是关键。依托郑州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近几年，郑州持续拓展开放通道，着力强化“四条丝绸之路”联动建设，为郑州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形成了“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航线网络，覆盖23个国家近200个城市。“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打通了东联西进南拓陆路通道，覆盖24个国家、126个城市。“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跨境电商“1210”模式全国推广，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全国持续领先，河南E贸易辐射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通畅，有效衔接青岛、连云港等重点港口，加快建设“内陆无水港”，正在形成以郑州为中心、区域节点城市为支撑的陆海货运通道枢纽。

“四路”融合发展，推动多式联运发展，郑州机场数据交易服务平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中欧班列多式联运信息平台等实现信息共享，同时也为郑州对外开放形成融合之力。

下一步，郑州将进一步加快形成对外体系高地。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合作高地，聚焦商贸物流、航空合作、科技创新等领域，不断提升郑州知名度、影响力；加快培育以国际性战略企业为带动、全产业链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不断提高郑州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大产业之势：立足基础资源 禀赋优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立足基础资源禀赋优势，错位发展、扬长补短、彰显特色，突出先进制造业发展，形成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高效衔接的大产业。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国古代制陶、制瓷、冶铜、冶铁、纺织的主要发祥地。改革开放，郑州工业发展提速。近年来，智能制造、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年均投资保持25%以上的快速增长，郑州制造、郑州品牌加速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围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提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论述，为全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工业七大主导产业和服务业七大支柱产业，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市生态农业和数字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形成了汽车和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金融、商贸物流等一批战略支撑产业，旅游业、大数据、网络安全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郑州做强大产业，条件得天独厚。当前，中央支持和鼓励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导向明确，推进新一轮制造业布局的力度不断加大。郑州市提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坚持把制造业发展摆在首要的战略位置，加快完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体系，着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确保制造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稳定保持在3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据主体地位，使其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科技创新的主战场。要突出主导产业发展，优化制造业布局。要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进两化融合发展，抓好企业上云工作，建设“工业大脑”，以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层级。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努力在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方面不断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大文化之势：展示华夏文明 擦亮黄河文化

郑州市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六个大遗址片区之一，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文物资源大市。从10多万年前的荥阳织机洞遗址、3万到5万年前的老奶奶庙遗址、1万年前的李家沟遗址、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6000多年前的大河村遗址、4000多年前的古城寨城址，到3600年的郑州商城遗址及其之后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从未中断，涵盖了华夏文明起源到现、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最全面、最连贯、最典型的代表，这是郑州无可比拟的特点和文化资源优势。

近年来，郑州立足自身文化特点和核心价值，以重点项目为引领，实施生态保遗，建设四大文化片区，壮大博物馆体系，拓展宣传渠道，多措并举，不断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强化文化支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郑州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黄河文明中居于中心地位。

在沿黄郑州段,分布有河洛汇流处、伏羲台、巩县石窟、双槐树遗址、青台遗址、虎牢关、桃花峪中国地理第二与第三阶梯分界线、汉霸二王城、成皋城、敖仓城、西山遗址、荥阳故城、纪公庙、古荥汉代冶铁遗址、惠济桥、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大河村遗址、花园口遗址、荥泽、圃田泽等人文景观和文化遗产。

2018年10月，郑州市成立“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体”，联合发布了中华文明溯源之旅、文化名人修学之旅、历史遗迹探寻之旅、大河风光体验之旅、生态养生休闲之旅5条沿黄旅游带精品线路，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可游览的景观，实现了黄河文化和旅游交相辉映、共促共融。同时，郑州还以多种推介会、主题活动、研学游等形式推广黄河传承优秀文化，促进黄河沿线文化旅游产品量的丰富、质的提升。

将历史文化演绎好，将天然大气、力量澎湃的黄河风光展现好，打造“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在这些举措的指引下，郑州将全面提升城市气质、城市气派。

当前，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总体部署,围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中心建设的任务要求,郑州以“天地之中·文明之源”为郑州文化建设的总体定位,以黄河生态文化带建设为引领，统揽黄河文化、嵩山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功夫文化等重大文化板块，坚持整体布局、规划引领、项目带动、创新推进的理念，促进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加快推进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历史文化充分展现、有序传承的郑州，一个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郑州，将耀然屹立于中部大地，成为一座享誉国内、闻名世界的中部崛起之城。

大生态之势：推动绿色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

郑州有着“绿城”的美誉。多年来，郑州多年一直坚持不懈植绿、护绿，“绿城”的荣誉实至名归。

去年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的部署要求，郑州市以“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为目标，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工程建设。

以交通网络沿线生态环境提质提升为重点，郑州积极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森林公园体系建设等工作，完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着力打造郑州大都市生态区。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4.5%，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8%。

站在新起点上，郑州决定将“绿城”打造成为“绿都”。

根据《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森林生态系统规划(2019—2025)》，郑州将着力打造环城近郊森林隔离圈，在主城区外围大力推进植树增绿工程，营建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的城市森林景观。到2025年，郑州森林覆盖率达到37.96%，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以上。

蓝图已经绘就。瞄准目标不懈努力，“绿都”郑州可期。

作为北方的城市，郑州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城区大多数河道已无天然径流，需要调水补充生态水源，水质也需要改善，水生态环境亟须改善提升。

近年来，郑州市以水生态文明建设为统揽，以生态水系提升工程实施为重点，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全市生态水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2006年，郑州启动了生态水系规划建设，先后实施了一大批生态水源和河道治理工程。2013年以来，郑州市按照“全域水系、循环水系”理念，高标准编制了《郑州都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工程规划》，并启动实施。经过不懈努力，2017年，郑州市通过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验收。

今年1月份，郑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坚持四水同治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实施意见”，明确以水生态文明建设为统揽，以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为主线，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加快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和水灾害防治能力。

目前，郑州市一批水生态建设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重点河湖综合治理方面，郑州市以“安全、生态、景观、文化、幸福”的五河共建理念为指导，正在开展以贾鲁河综合治理为示范引领的河湖水系生态建设。工程建成后，郑州将新增水面面积11.5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到20.95平方公里，形成96公里绿色生态景观带，成为郑州的一道靓丽风景。

水系连通工程建设方面，郑州市将通过一系列工程，实施外部水系连通、跨区域水系连通和区域内水系连通，着力构建“外部大连通、内部大循环”的现代化水系网络。

统筹推进全域水系建设方面，郑州将着力构建布局合理、多点放射、生态良好的全域水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郑州一定会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你会关注丫丫和乐乐是否顺利回国吗？

我一直关注丫丫、乐乐回国的事，不但是他们，我同样关注在美国的全部租借大熊猫。丫丫回国尚有一丝希望，而回来的乐乐仅仅是一具倍受摧残，被开膛破肚的尸体。二十年了，我们国人视若珍宝的大熊猫为国家林草局、中动协累计赚取了四千八百万美元，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现在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一个25岁就被折磨致死，一个23岁却形同枯槁，命悬一线，要知道国内大熊猫都可以活到30岁以上。再来看看我们伟大祖国的林草局和中动协，他们作为大熊猫租借交易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做了什么。跟美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那是切断大熊猫回家路的条约。如果大熊猫在美国意外死亡，他们这些人还要再送给美国人新的大熊猫，同胞们，这分明就是阴谋和圈套，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有恃无恐的虐待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甚至生命垂危也不予救治，美国人巴不得大熊猫死掉，这样就可以得到新的、年轻的大熊猫了。我就想问问国家林草局、中国动物园协会，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花着美元的时候，那不会说话的大熊猫他们在美国是多么的可怜和无助，乐乐临死前是多么的悲惨。而你们居然还无耻至极地为你们的美国金主爸爸百般狡辩，欺骗国人，对关心大熊猫的爱国人士爱答不理、态度冷漠，到底是谁给了你们底气，是谁在给你们撑腰。大熊猫在美国的悲惨境遇和国人无数的眼泪呼求居然唤不回你们的良知和人性，更奇怪的国家官方媒体也不敢进行报道，国家层面仿佛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在我看就是装聋作哑，根本没有关心人民的感情和国家的尊严。我知道说话了这么多也没用，至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也爱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回家，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流泪]

中东乱局谁获利最大？

中东乱局目前虽然还没有彻底分出胜负，美俄的围绕叙利亚的战略角逐还在进行中，但从战略分析的角度还是可以判断出胜负结局的。

1、美国

对美国来说无论美国在叙利亚攫取多少现实石油利益，美国都是这场乱局中的最大失败者。这从美国出台库尔德战略伊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是战略设计上的失败是无法通过战术手段改变的。

美国的失败体现在未来美国即会失去土耳其，也会失去库尔德，因为美国再怎么对土耳其释放善意都无法改变其利用库尔德导致土耳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受损的基本事实。而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又让美国无法割舍，于是为了挽回土耳其美国不得不三番五次的出卖库尔德的利益，这种触及库尔德与土耳其之间痛点的作为是库尔德无法承受的。显然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战略上的自相矛盾。

2、俄罗斯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表面上耗费钱粮消耗国力，但实际上俄罗斯通过出兵叙利亚赢得了面向两洋的出海口突破了北约的封堵，击破了美沙联手发起的对俄罗斯的石油战争挽救了俄罗斯经济，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收获中东伊斯兰什叶派国家的信任，锻炼了俄军的实战能力检验俄罗斯的武器性能开拓了武器市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迫使美国仓促出台了自相矛盾的库尔德战略，使美国的中东战略在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给了俄罗斯在中东做大的绝佳战机。俄罗斯不但可以从容收获土耳其，还可以统合叙利亚、伊朗、黎巴嫩、甚至不排除未来揽获伊拉克，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中东战略阵营。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成功又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围堵的失败，也标志着北约走向解体中开始。

3、土耳其

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土耳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作用，在美俄的战略博弈中斩获了叙利亚的领土阿芙林，并在叙利亚保持了亲土势力的存在，可谓“得”。

另一方面库尔德因为受到了美国的支持，独立建国的希望大大增强了，这无疑刺激了土耳其最敏感的神经，极大的威胁到了土耳其的半壁江山，可谓“失”。

但土耳其的“得”未必真得，因为土耳其野心太大，太不好控制，美俄都不可能让他做大。还有俄罗斯已经在叙利亚军有事存在，他也迟早会把叙利亚打造成俄罗斯的以色列，叙利亚也迟早会平定内乱和收回主权。当然这些行为肯定是在俄罗斯“非”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

“失”也未必真失，因为美国正在战略犹豫中，还有库尔德建国也触及叙利亚和两伊的国家底线，会受到他们的共同抵制（尽管伊拉克库尔德已实现高度自治），再加上俄罗斯的介入，库尔德独立的空间会被逐步压缩，独立的希望渺茫。如此土耳其最终可能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4、叙利亚

叙利亚是这场中东乱局中最大的受害者，战乱死亡时刻困扰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巴萨尔政权也苦苦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如今他们虽然得到了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获得了一线生机，东面有美国虎视眈眈，北面有土耳其居心叵测，再加上南面有以色列、约旦、沙特等国的暗中窥伺，都让叙利亚举步维艰。

5、伊朗

伊朗在这场中东乱局中是美国的终极目标，但伊朗始终把战火挡在了国门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波斯人的智慧。尽管伊朗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却因此锻炼了军队和换来了掘起的宝贵时间，更树起了中东什叶派国家领袖的大旗。如今伊朗又迎来了与俄罗斯的联手，更加大了伊朗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胜算。

总结一下：叙利亚水深火热终有望；土耳其竹篮打水一场空；伊朗再次逃出生天；美国赢小利而输大略；俄罗斯全面胜出赢最大。

戊戌政变的真相？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

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光绪皇帝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一、密谋应对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辨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奉的“衣带诏”的原本。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

(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

(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

(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

(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

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林旭“默然无声”,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与会者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光绪皇帝在阅读了这份保荐奏折之后命令:“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且他下令按程序将徐致靖的这份保荐书“恭呈慈览”。

9月16日黎明时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当天的召见本身没有多少内容,君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甚有期待的袁世凯颇感失望,他在退下之后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

光绪皇帝就此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待四日后请训,不会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等。随后,光结皇帝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候补,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来到颐和园谢恩,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示自己无寸尺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怵万状。光绪皇帝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9月18日晚,袁世凯因接到回防天津小站的命令,正在准备请求提前请训的奏折时,谭嗣同在夜幕沉沉中匆匆前来拜访。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因为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次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世凯急询其故，嗣同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

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向嗣同辩白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已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

谭嗣同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策,将废立弑君。袁世凯表示愿闻其详。谭嗣同遂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有关于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谭嗣同还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许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的“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告诉谭嗣同:皇上“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对曰:“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候,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世凯处详谈一切。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煸惑”,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顾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伊藤博文来华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伊藤表示有机会谒见太后时,当尽忠告。伊藤博文的友好态度给予康有为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不禁当面称颂伊藤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万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伊藤也不禁夸赞康氏谓:“公等赤心,仆所敬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伊藤博文出于礼貌与同情答应了康有为的一系列请求,但伊藤内心恐怕已经相当清楚,他可能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机会拜谒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所以他的这些答应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9月20日上午11时许,伊藤博文如约来到勤政殿拜谒光绪皇帝。从日本方面随行人员公布的记载看,二人对话主要是礼节性内容,大体上是外臣觐见礼节、外交辞令,实质性对话比较简单。

由于伊藤博文特殊的身份与背景,加上那时传媒业不是太发达,他的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奕劻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止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的根据,但在当时已经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杨崇伊后来据此奏请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或许都与这些传言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四、康有为仓皇出逃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可能性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且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皇帝的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赶赴上海。

当天夜里12时左右(子刻),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金顶庙容闳的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3个小时左右,深夜3时许(也即9月19日凌晨3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按照原先的约定来到金顶庙容闳的寓所,向康有为梁启超及容闳通报与袁世凯谈话的情况。

谭嗣同的判断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袁世凯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为决计按照先前已确定的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9月19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绍箕告诉康有为,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有为非常恼火,估计荣禄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康先生。

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康易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绍箕似乎相信,康有为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信息与建议当然同样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饯行宴后,康有为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会儿,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据他所知道的消息,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

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有为的注意,他又开始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为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

五、新政终结

9月18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秦折所列举的几点理由主要有:

其一,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其二,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最重要的是其三,指责光绪皇帝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蛊惑宣传,企图引用东洋故相伊藤博文。

奏折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份奏折显然使慈禧太后深感不安。

据记载,慈禧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促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可见,慈禧太后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自颐和园回宫,赶在光绪帝接见伊藤时在屏后监视政情是很紧张的。难怪光绪帝与伊藤的会见外交辞令式的客套居多会见程式行礼如仪。

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夜提前还宫,表明她完全接受了杨崇伊奏折,决心恢复“训政”。20日中午,她在屏内监视了光绪帝与伊藤博文的会见。在迫使光绪帝接受“训政”后,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

同日,她以皇帝名义发布两道谕旨：

一、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二、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遵照清廷的决定,步军统领衙门于同一天早上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抓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及康有为的门人并仆人等多人,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

同日晚,杨崇伊把慈禧“训政”的消息带到直隶总督荣禄处,并在天津获悉了袁世凯所述谭嗣同有谋围圆明园、劫制皇太后的密谋,次日，赶回北京,把消息捅给了庆亲王奕劻。奕劻立即报给了慈禧太后。

当慈禧太后得知审讯康广仁的报告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返回宫中的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并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责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听了太后的指责,光绪皇帝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皇帝战栗对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皇上即云:“拿杀。”

清廷立即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着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康有为行踪,若康有为从天津逃走,着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

9月23日晨,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皇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审问光绪皇帝,并将所查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

内有杨锐、林旭述光绪皇帝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经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的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知道此事与光绪皇帝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有为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的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皇帝,因此光绪皇帝也就很难说出康计划的真实企图,只得将此计划的责任推到康有为一人头上。

这实际上意味着光绪皇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转变。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先行革职。至此,戊戌年间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加至十人左右。

军机四章京的被捕,特别是光绪皇帝最为信赖的大臣张荫桓的下狱,实际上势必追究光绪皇帝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在事实上也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然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光绪皇帝领导或指使康有为等人谋反弑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也无法罢黜光绪皇帝的地位,也无法很快找到个能够多替代光绪皇帝的入。

因此光绪皇帝既不能引咎辞职,也无法处理朝政。9月25日,皇帝表示:“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显然,光绪皇帝借身体有病为由,检讨新政开展以来的作为,带有自责之意。

此后,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为稳定大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严惩与康有为案有关人员。9月29日,公布了康有为罪行,宣布处死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第二,任命、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员,组成新的负责机构。除荣禄、徐用仪的任命外,又调启秀为礼部尚书,赵舒翘为刑部尚书，裕德为理藩院尚书;任命前革职官员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赏袁昶在总理衙门行走等。一些地方官员也相应作了调配。

第三,撤销新政期间的若干举措。首先恢复先前一度下令裁撒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裁撤《时务官报》,废止士民上书。

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兴办外,其他新政事业大多废止。慈禧太后还颁发懿旨,规定乡会试及岁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兹流弊,即行停罢。

第四,实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首先宣布康有为“学术乖谬,大背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命令将康有为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

湖南是新政最为活跃的地方,清廷特别对湖南采取措施,命令张之洞执行:“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

对于报馆,重申严禁:“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感世诬民,罔知顺忌,亟应设法禁止。”认为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各地地方官要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入心”。对于维新时期的各地学会,也命令禁止。

第五,停止阅兵,加强练兵。为了防止万一,在处死谭嗣同等六人后,清政府又明令停止原计划于10月在天津的阅操。懿旨强调,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特别任命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统一事权,认真督练,俾使各军悉成劲旅。

慈禧太后出园训政,光绪皇帝养病,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戊戌六君子被杀,荣禄调任中央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新政期间的新生事物,除了保持京师大学堂外,其他大多复旧。

慈禧太后说:“我朝圣圣相承,宪度修明,尽美尽善。至于厚泽深仁,难以枚举。”大体上,整个社会运转和政治操作,恢复旧时模样。

此均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彻底结束,中国在沉闷与失望中结束了1898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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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漫快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