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学堂百科知识答案,晚清摄政王载沣曾因一部小说而下令刺杀草根文人李伯元

阿姐学堂百科知识答案，晚清摄政王载沣曾因一部小说而下令刺杀草根文人李伯元？

载沣因为《官场现形记》跟李伯元较劲那是想当然的了，谁让他把黑暗官场写的笔尖儿带血，入木三分。其实这个李伯元还干过更狠的事儿，把风月场看了个透彻，用名妓赚起了流量。快让老金给咱们讲讲。

今晚我聊点电视台不让播的：极狠，抓住就是个死 l北洋奇谭06

原创： 金醉

有人留言叫我金爷爷，金叔叔。这种给脸的尊称我接受，但不要因为这个你就认为我年过半百了。

可以很装逼地告诉你，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容易造成判断错位。

心理学上，这叫“沉锚效应”：第一印象会变成沉入海底的铁锚，把一个人的思维固定住，导致盲目、偏见。

这种盲目，会让人错过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像我以前看历史片，总觉得假，不是里头的事儿讲的假，而是桌子板凳和人的言谈举止假。

看得多了，终于看见几部觉得不假的。其中最好的，是《海上花》。这片子讲的是清末上海英租界一所高级妓院里的故事，拍出了当时妓女生活的真切面貌，有生活的质感。

阿城说，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的环境下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需要用无数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

能把历史场景拍出质感，是高手。

太爷爷的《北洋夜行记》里，总会提到一些当时的洋玩意，像花露水、留声机、啤酒、可乐，他还讲过几次吃西餐的经历。

却总有人瞪大眼睛问：“那时候这么潮？”

就是这么潮。

这些东西，清末都能买的着。当时的上海、天津和广州，有不少洋行，就是卖这些洋货的。

北京东四四条胡同口，有个洋式老建筑，叫“恒昌瑞记”，门口雕刻了一副对联：镜里人是一是二，笛中意至妙至神。横批“光起万物”。

这是个照相馆，也卖洋货。

东四四条恒昌瑞记。

太爷爷当时吃西餐，也不成问题，去西直门外万牲园（动物园）里的畅观楼就行。

西餐按份卖，一份里头有面包、菜汤、炸鱼、白煮鸡、鸡蛋糕，最后上果盘和咖啡。

畅观楼

畅观楼是北京最早的番菜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专供慈禧去颐和园途中休憩，楼正门有慈禧赐名匾额。畅观楼的厨师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一份二元。

清末民国，西式等于现代化。从思想、科技到物质生活，中国人都着意向西方看齐，求新求变。

最先接触西方思潮的洋务官员、新派知识分子，以及留洋归来的学生，也是推广西式生活的主力。

然而，这些人终归上流阶层，对大众的影响隔了一层。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乐什么，买个家具，做个发型，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大众看的往往是潮流。

今天的人看明星，看网红，当年的上海人，看的是妓女——一群引领现代生活潮流的先锋女子。

电影《海上花》里展现了晚清 “长三”堂子里的日常，比较帅的那个男的，是梁朝伟。

特定地域+行业精英的身份组合，是上海名妓成为第一代摩登女性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为啥在上海？因为上海开埠早，租界地广人多，西化风气重，中国政府又管不着。

到清代，开妓院变成了非法营生。朝廷的执行力虽不咋地，扫黄打非下依旧繁荣娼盛。但说到底，干这一行终归是触犯禁令。

顺治时，两次裁革京城教坊“女乐”。康熙间，再次重申禁令，取消了有千年历史的官妓制。

官妓，是供官吏娱乐的公家妓女，有政府编制。

发端于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设置的“女闾”，隋唐设立教坊，广纳艺人。到了明代，官妓隶属教坊司“乐籍”，多为俘虏、罪犯或其家属。图为电影《绣春刀》剧照，锦衣卫威胁犯罪官员，要把他的女儿送入教坊司。

还严打私人开窑子，极狠，抓住就是个死。

康熙十九年，《大清律例》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逛窑子同样犯法。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打六十大棍，皮条客减半。对八旗子弟管得更严，轻者上枷一月，受鞭杖之苦；重者，直接革职加流放。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妓业禁令才放开，征收花捐，只抓私娼。

把妓院开到租界，从业风险就大大减轻。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对妓院实行收税管理制度，并不横加干涉，反而以优惠条件吸引这些纳税大户，相互竞争。

到了同治十年（1871），公共租界共有妓院444家，妓女1575人；法租界有妓院250家，妓女2600人。

光绪二年（1876），公共租界公布《妓院老鸨和妓女要遵守的规章制度》，规定妓院开业要登记，妓女要定期进行性病检查。

租界的宽容风气可见一斑。

在这里，女子抛头露面不再是禁忌。妓女出于业务需要，更是要每天在菜馆、酒肆、茶馆、戏园里进进出出，成为一时焦点。

出现在这些公众场合的基本是高等妓女，跟在大街上拉客的野鸡之流相比，她们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都高出一大截，收费也属上层。

清末上海名妓里有个“四大金刚”，指的是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

因这四位名妓每天都去上海最大的公园报到，占据园内“安垲第”楼的门首，成为一景。《游戏报》给了她们这个绰号，广为流传。四人中，林黛玉善于谈论，陆兰芬擅长唱昆曲，金小宝擅长丹青，张书玉善于修饰，各有优长之处。

最高等的妓院，有个文雅的名儿，“书寓”。早期的书寓规矩甚严，妓女要想挂牌，需从小接受曲艺训练，能说书唱曲而工弦索，还得通过一年一度的资格考试。她们是有文化的女子，被尊称为“先生”、“校书”，可以卖艺不卖身。

能以才情娱人，是高等妓女的门槛。

清光绪末年，书寓艺妓的业务能力普遍退步，与次一等的长三没了分别。不说昆曲，能唱京剧就了不得。

名妓作为这一行里的精英，多来自书寓、长三一级，是能够在书场表演的女艺人。

石印画《更唱迭和》

石印画《更唱迭和》，出自吴友如的《海上百艳图》，细致地展现了高等妓女在书场中的表演情形。书场正中架一小台，台中设一个大餐台。台上置盖碗茶，正面、两旁皆可坐表演的女子。台下是茶座或者烟榻。

书场有日场、夜场之分，从午后一点到六点，或从晚间七点到十一点。

在书场里，名妓相当于人形点唱机。场中的台柱子上悬着些空白名牌，先是锣鼓开场，名妓们一起亮亮嗓子。客人看中某妓，就高呼书场的侍者，把名牌取来，写上点谁唱哪一出戏。

花一元钱，点一首曲子，能从侍者那儿拿到一方小纸，叫“花标”，写着妓女的花名和住址。

点完曲目后，随身侍奉名妓的娘姨就去客人身边，点烟倒茶。

高等妓女齐聚书场，同台演出，任凭客人点戏，称为“群芳会唱”，也叫“会书”。同台竞技，很考验名妓们的演唱水平。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里，记载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的一次“会书”盛事。

《申江胜景图》

石印画《女书场》，出自《申江胜景图》，可见名妓在书场中表演时的盛况，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图左下角还有一高悬的路灯，是上海现代开化的象征。

农历六月，时值盛夏。当晚暴雨如注，也浇不灭听众们的兴致。四马路（今福州路）荣华富贵楼里坐的是满满当当，都冲着老板邀请的几位曲艺高超的女“校书”而来。

一晚上，听众点了二百多出戏，“四大金刚”之一的林黛玉最叫座，被点四十五出。她的梆子调抑扬顿挫，婉转生情，被赞为“老斫轮手”，就是技艺精湛的演唱者。

在书场里点戏，是嫖客结识名妓的一条路子。因为高等妓院有规矩，生客不能直接上门。想要认识某名妓，还可借与她相熟的朋友之名，叫她出局。

妓女出局，也叫“出堂差”。嫖客得事先填好局票，差人送到妓院里，留待端午、中秋、春节时分期算账。

清末民初，上海的酒馆戏园子备有专人给各个妓院送“局票”，收取一定的跑腿费用。为防止妓院乱收费，工部局规定，高等妓女每次出局收取三块钱，次一级的妓女收两块。故“长三”、“么（yao）二（ni）”成了高等、中等妓女的代称。

接到局票，妓女们就由侍女跟着（未婚的叫阿姐，已婚的叫娘姨），坐上轿子、马车前去赴约，还未破处的清倌人则跨坐在龟公肩头赶场子。

龟奴肩头铺条白巾，驮着雏妓满街跑，雏妓坐不稳，就抱着龟奴的头。当时，有段子说：“小先生夜夜摸龟头。”

小先生指的是雏妓。后来，不只雏妓，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都坐这种人头轿子。

上海马路上，一个龟公肩负着雏妓。

从光绪末年起，公共租界开始对妓院征收轿子税，为了省钱，还是处女之身的清倌人在出堂差时，就不再坐轿，改由龟奴肩扛。1905年的一首七言诗，描绘了一个颇尴尬的场景：“龟背难当代用肩，时髦出局力能掮。虚心昨夜经期到，点滴留心裤后前。”

叫局，是嫖客的一种炫富手段。名妓样貌美、身价高，在圈子里又是头面人物。有她们伴游，一看就知道非富即贵，赚足了面子。

清末民初，西洋近代石印印刷术传入中国，新式石版画风行。在《点石斋画报》、《申江胜景图》、《海上游戏图说》中，常见名妓与恩客一同玩乐的场景。

图名《张氏味莼园打弹子》。

打弹子，就是打台球，十四世纪起源于西欧，是上流社会爱玩的高雅运动。清末传入中国，只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私营娱乐场所能见到。

打台球这项体育运动，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都算小众。看图中的高等妓女，一百多年前打得就挺像模像样。注意她的手部动作，是那么回事儿。

开设弹子房的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是上海最大的公共花园（今南京西路地铁站附近），从清光绪十一年（1885）起免费对外开放。

这座“海上第一名园”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除了弹子房，还有抛球场、书场，茶楼、影楼、饭馆，表演马戏杂技等，是当时的上海新天地。

清光绪十一年（1903），张园里还举办了中国第一场骑脚踏车大赛。

《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

关于中国有自行车一事，最早见于1868年的《上海新报》。本图题为《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登载于《图画日报》，配文称：“自脚踏车风行沪地，初唯一二矫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则闺阁中人，亦有酷喜乘此者。每当那个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燕掠莺梢，钗飞鬓颤，颇堪入画”。

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也改变了名妓出堂差时的惯例。

最早名妓们出门都坐四抬轿子，有男仆手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正堂”——一个本用于官员出行的官话。

到了清咸丰五年（1855），西洋敞篷马车出现在上海，速度快，式样又别致，沪上人耳目一新。“洋场大路，齐平如掌”，租界里的市政建设跟上，坐马车兜风的习气很快流行开。

得风气之先的高等妓女们，也纷纷换乘马车，陪客人风驰电掣，从妓院汇集的四马路出发，一路向东跑到外滩，再从南京路上兜个圈子回来。

静安寺一带的柳荫大道上，一到下午五六点，也是马车接马车，列入“沪江名胜”。

从封闭的轿子换到了敞篷马车，名妓们招摇过市，出尽风头，艳丽的身姿被道旁行人看得真切，广告效果极好。

石印画《车中斗口》

出自《点石斋画报》。一场马车追尾事件，让两位妓女在大街上高声詈骂， “启樱口、攘皓臂，粉汗淋漓”，互不相让。围观的看客则在一旁拍手呐喊，路上一时喧闹沸然。

西洋人的生活习惯和休闲方式，已经融入了上海名妓的日常生活。而下面这幅石印画《别饶风味》，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

《别饶风味》，来自吴友如的《海上百艳图》

这组石印版画只围绕一个主题：上海高等妓女的衣食住行。随便一翻，就能看到缝纫机、望远镜、婴儿车，非常洋气！

此画是一群名妓在番菜馆子里吃大餐，中西合璧。

餐厅的布置完全是西式的。高背藤椅、欧式三角圆茶几（又叫“百灵台”），西式长餐桌盖着台布，左边还有一个壁炉。细看，上面摆着一架西式座钟，天花板上则高悬着一盏八爪形玻璃吊灯。

聚会中的名妓面容清秀，有江南女子的婉约之美。额前盖着一条又短又齐的刘海，是当时最新潮的发型。她们穿得也很讲究，件件刺绣精致，还不撞衫。

显然，这群女子并不是头回来，她们举止自如，很优雅。左边，一位正用刀叉熟练地切菜，另一位举着高脚玻璃杯，聊天氛围很轻松。

吃西餐，不稀奇。这幅图更深一层的“别饶风味”之处在于，没有一个男性。

石印画《四马路一品香吃大餐》，出自《海上快乐图》。

四马路上的一品香是上海最早出现的番菜馆之一，是上海西化的重要象征。两幅图一比，构图、背景非常接近。

来个对比，就看出不同了。

这张图里，名妓们去番菜馆，是为了陪客户出堂差。而前面一张，是私下聚会，小姐妹们之间联络联络感情，就像现在的女孩们下班后约着去吃饭逛街一样。公共场合的社交活动在名妓这儿也是常态。

再看一幅，更有趣味。

狭邪小说《九尾龟》木刻插画，题名《番菜馆赴约会伶人》。

与前面两幅构图、背景无甚差别，关键区别是和谁一起吃饭。

猜你看到这儿，满脑袋问号。

和上一幅图有差别么？都是跟男性吃饭啊。

告诉你：有差别，而且非常大。这得从图的出处说起。

狭邪小说《九尾龟》，是以上海名妓胡宝玉为原型的一部艳情小说。

胡宝玉名气极大，跟红顶商人胡雪岩、海上画派代表胡公寿，并称为上海“三胡”。

她极富交际手腕，业务能力出众，然而有一点颇为人诟病——姘戏子。

电影《海上花》剧照。羽田美智子饰演的红倌人沈小红跟梁朝伟饰演的恩客解释姘戏子的误会。

妓女要用自己的钱去补贴戏子，嫖客们就该不答应了，有种被背叛的感觉，不能容忍。

《番菜馆赴约会伶人》图里，胡宝玉和自己相好的伶人约会，说明什么？

对这位上海名妓而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陪完客户，大可以去找爱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职业不影响她自由恋爱。

上海的名妓们在进阶，自古以来，与名妓沾边的另一类角色——文人，也在十里洋场中进阶，由旧式文人一跃为媒体报人，捧起名妓来就更得心应手。

这帮洋场才子都是欢场老手，诸如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写《海上花列传》的韩邦庆，写《春江花史》、刊印《海上品艳百花图》的邹弢等等。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伯元。

李伯元（1867——1906），清末文人。

他最为人熟知的一面，是创作了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以嬉笑怒骂之笔讽刺官场黑幕。他不太为人知道的一面，是流连于声色风月场，捧名妓不遗余力，清末上海名妓 “四大金刚”即由李伯元评定。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落魄文人李伯元跑到上海讨生活，发现了办报这条生财之道。

先是《游戏报》，四年后，又开办《海上繁华报》。两报专门追踪报道妓女伶优的八卦新闻，属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报，倒是很受市民读者欢迎。

名妓自带流量，李伯元在那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

在办《游戏报》之初，他就有了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想法——民主投票选“花榜”。

电影《一步之遥》

电影《一步之遥》中，舒淇饰演的末代格格被选为 “花国大总统”，这个头衔历史上真有。1917年，《新世界报》搞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选 “花榜”活动，上榜的妓女获封 “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和 “花务总理” 。

发刊时，李伯元化名游戏主人，发了一份《告白》，声明：

本报每年出花榜四次，本年夏季准在六月出榜。诸君选色征歌，如有所遇，投函保荐，将生平事实、姓氏里居，详细开明，以便来公选举。

游戏主人谨启。

“花榜”本不是个新鲜事儿，明嘉靖隆庆年间，就有一波名流聚在一起，“创莲台仙会，品藻诸姬”。

而李伯元的玩法，新就新在他把文人骚客圈子里的雅事，往大了搞，发酵成为一个大众娱乐事件。

邀请大家来函举荐，公之于众，还实时更新投票情况。显得公正又透明，参与度非常高。

第一次选举因为投票的人太多，延期了一个月。

看客们一路追着结果，报纸一下销量就好了。

第二年，李伯元又放了个大招。“花榜”选举结束后，发了个预告，要把状元、探花、榜眼的照片刊登在《游戏报》的头版。

此为《游戏报》上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花榜榜眼丽娟的小照

此为《游戏报》上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花榜榜眼丽娟的小照，附一首七言律诗：“姑让林家夺状头，名花风格亦无俦。天然爱好天然秀，不作人间第二流。艳姿易惹闺中妒，小影持来独自欢。我有一言君记取，归家休与细君看”。意思是：我虽屈居第二，依然是一流美人。买报人拿了照片，回家可别给老婆发现。

本来民众只知道上榜者的名字，来这么一出，更要买报纸，看看名花们都长什么样了。

几天后，《游戏报》追加一条快讯：

本报定期附出名花小影，原拟黏贴报端底，以本馆出报过多，连夜黏贴不及，特交售报人手，每报一张取价七文，如欲此照，加钱二十三文。

来不及粘贴名花小照的《游戏报》，会在头版上预留位置，写着：“小照有遗漏者，望持此报到本馆购补。”这张没贴的照片，是戊戌花榜的状元林绛雪。花名极美，想看照片？乖乖掏钱。

加个照片，卖价翻到四倍。还搞限量，每位名花一万张。

这操作手法，服气么？

《游戏报》上的名花小照，全由耀华影楼拍摄。

清道光二十年（1844），朝廷大员耆英拍了中国人的第一张照片。此后，照相机留下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

名妓们也是照相术的尝鲜者，并逐渐成了照相馆的大客户群。

耀华影楼是上海当时最知名的照相馆之一，水平过硬，开了两家店。为延揽顾客，打出拍名妓半价的广告，生意极好。

照片，是名妓自我宣传的一大法宝。从一个个花名，到一个个眉目清晰可供人欣赏的美人，只需在镜头前摆个造型。

精挑细选的照片冲洗出来，悬挂在照相馆内，或被制成明信片、印在香烟牌出售，或被分送给天南海北的恩客，名妓的名气自然越发响亮。

晚晴上海名妓王月仙，身穿西洋服饰，头戴西式礼帽。

这种打扮生活中不太常见，是专为照相做的造型。包括她左胳膊夹着的那本书，也暗示着才貌兼备的品性。照片布景中的花边窗帘和高背座椅也很西式。

在小报、照片的宣传下，上海名妓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媒体明星。她们吃什么、用什么，都是噱头。

对良家女子而言，妓女、妓院，都是闪现着神秘色彩的词汇。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游戏报》上登载了一则女嫖客的故事，《游青楼妓女待承欢》。

这嫖客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她跟着孝顺儿子从北边来到上海，一心想见识下上海的青楼长什么样。

孝顺儿子就包了个高等妓院，找了位女校书忙前忙后伺候家母。还把自己的老婆小妾都带进去，开眼界。

这一顿饭，老太太吃的是相当高兴。随手就把头上的金耳挖拔下来，送了女校书。随侍的大姐、娘姨每人打赏四块钱。

论地位，这老太太自然是《红楼梦》里的贾母，不过进了妓院，倒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

也不怪老夫人好奇，高等妓院装修得都很讲究，流行用西式家具、壁纸、电灯等。

清末高等妓女房间的一个角落。

墙上挂着阳历，以及房间主人的放大照片。无帐幔的西式卧床与三面包围的传统中式睡床差别明显。床头柜旁边，是一个梳妆台，上有一面玻璃圆镜。

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1898年）里，开列了一张名妓从洋行采买“外国家生”的购物清单，从客厅到卧室再到浴室，都焕然一新。

花费总计五百二十六元四角五分，而名妓出一趟堂差不过三元。

高档货就是贵！都买了点啥？

小说里用的洋泾浜英语，得加点注释。

一张四泼玲跑托姆沙发——spring-bottom sofa——弹簧沙发床

一只叠来新退勃——dressing table——梳妆台

一只狄玲退勃而——dinning table——餐桌

一只华头鲁勃——wardrobe——衣柜

两只开痕西铁欠挨——cane chair——藤椅

一面六根掰拉司——looking glass——穿衣镜

一只华庶司退痕特——washstand——洗脸台

一只辨新脱勃——bathing tub——浴缸

六把欠爱——chair——椅子

两对梯怕哀——teapoy——茶几

名气就是影响力。沪上市民的吃、穿、住、行都追在名妓身后。

名气，也给了名妓参与社会公共议题的机会。作为行业翘楚，她们想给从业者们谋些福利。

集资修筑“群花义冢”，是名妓们承担社会责任的一次尝试。

石版画《沪滨百影：新百花冢》，出自1909年的《图画日报》。

“群花义冢”修好后很快荒废， “四大金刚”之一的金小宝想再修一个“新百花冢”。画中，坐在马车上的女子就是金小宝，她正向身边的男子说明，哪里适合修筑墓园。

为促销报纸，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伯元又搞了个大事情，发表《捐建义冢丛谈》，提议由 “四大金刚”中的林黛玉牵头，仿效《红楼梦》里林妹妹的葬花之举，为死无葬身之所的穷苦妓女筹集善款，修建一处公墓。

之后，《游戏报》成了报道这项慈善活动的公共论坛。

“四大金刚”在《游戏报》上隔空喊话，讨论如何筹款、选地修墓。期间还爆出了林黛玉的贪污丑闻，最终改由金小宝主持大局。历时八个月，才在上海西南郊的龙华塔附近，修好了一片占地两亩的墓园。

十四年后，上海名妓们再次就行业问题发声。

祝如椿是清光绪丁酉年（1897）《游戏报》选出的花榜状元。

这张她身着男装的照片，出自1913年的上海名妓照片集《海上惊鸿影》。

1912年5月，名妓祝如椿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找同行帮衬，演剧筹钱，想开办一所专门招收妓女的学校。

演剧募金小启写到：

“共和国体，阶级蠲除，同人发起青楼进化团，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

演剧筹得一千多元，学校也如愿办了起来，然而只半年，就宣告解散。

昙花一现的“青楼进化团”为女学界所不容。1912年7月的《妇女时报》上，有文章称妓女是 “人道之蟊贼，会社之蠹虫”，不忿与之并肩。

上海都督陈其美也认为妓女开学堂，“于学校神圣名词，不无有亵”。

“万恶淫为首”，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妓女，跟肮脏的身体、堕落的色欲分不开，这种行业原罪，任凭她们再怎么求上进都洗不白。

袁子才曾说：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在很多时候，这话一点不假。

如今回过头去看这群女子，大可放下道德和意识形态评判，老实承认：上海名妓就是时尚先锋。

电影《海上花》参演的女明星众多，都是美人。剧照里的李嘉欣，哪怕着一身素装，也是美艳不可方物。

参考文献：《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美)叶凯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美)贺萧，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法）安克强，上海古籍出版社《旧上海娼妓秘史》，孙国群，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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