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同化百科知识大全书,沙俄算不算是捡漏了西伯利亚

殖民同化百科知识大全书，沙俄算不算是捡漏了西伯利亚？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在我们看来，沙俄就是几乎“白捡”了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而在俄罗斯看来，这块土地也是他们一步步“侵略”得来的，相当不容易的说。

而事实上也确实相当矛盾，因为沙俄在西伯利亚的扩张，看起来就是“捡漏”，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这块土地数千年时间里，一直都不曾被重视，尤其是被近在咫尺的我们，这是沙俄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西伯利亚的根本原因。

在摆脱了蒙古人250多年的统治后，沙俄开始了迅速的崛起过程，1582年，第一批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挺近，很快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和喀山汗国，打通了鲸吞西伯利亚的道路。

为了寻找皮毛及温暖的出海口，哥萨克骑兵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横冲直撞，其建立的据点也一步步向东延伸。

1600年，哥萨克到达贝加尔湖西部和北部，此时的我国正处于明朝万历统治时期，明朝和蒙古的战争虽然从1571年“隆庆和议”后落下帷幕，但蒙古各部的分裂没有停止，各自为战的状态给了沙俄可趁之机，贝加尔湖附近的布里亚特蒙古难以抵挡哥萨克的冲击，贝加尔湖西部和北部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1639年，哥萨克前进到鄂霍次克海沿岸，1643年侵入黑龙江，疯狂屠杀当地的达斡尔等族民众。而此时的中原正处于明清交替时期，八旗军队入关争夺天下，难以顾及遥远的黑龙江。

直到1683年康熙消灭郑氏，收回台岛，清朝才终于抽出精力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

相比于传统的汉家王朝，来自白山黑水的清朝除了对北方寒冷的气候有更强的适应性，在统治形式上相比于汉家王朝的羁縻统治更加成熟，这使得清朝具备了在北方和沙俄进行领土争夺的能力。

因为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因此康熙在东北地区据理力争，在两次雅克萨之战取得辉煌胜利后，要求沙俄彻底退出外兴安岭以南地区，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也正是以外兴安岭为界划定的。

而之所以以外兴安岭为界而不是将沙俄彻底逐出东西伯利亚，是因为外兴安岭是古代中原王朝疆域的最北界。

虽然今天的元朝和明朝地区在东北地区都未能准确显示疆域北界，但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对古代游牧民族游牧范围的考证，得出东亚地区游牧民族活动的最北区域在北纬58度线附近。在这条线周边，分布着萨彦岭、贝加尔湖以及外兴安岭等多处地物，从这些地物分别向南北方向延伸，海拔逐渐降低。

也就是说，北纬58度线是中原王朝向北所能达到的极限，是中原王朝名副其实的“自然疆界”。自北纬58度线向北，地形向北极倾斜，河流向北流动导致的凌汛让西伯利亚低地沧海横流，夏季更是沼泽遍地。而更可怕的是，从北极吹来的极地东风，将北纬58度以北地区吹得透心凉，这里也诞生了北半球的寒极，即奥伊米亚康。

这样的区域，自然不是中原王朝想要的土地，因为这里不能种地发展小农经济，更不能发展畜牧业养活成群的牛羊。

所以，康熙在《尼布楚条约》中所能接受的底线才定在外兴安岭这条界山上，雍正时期虽然在贝加尔湖地区吃了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亏，但同样守住了蒙古高原这一制高点，对于清朝而言同样是有利的。

当然，康熙之所以没有向北推进，除了没有兴趣，更多的还是因为西部准噶尔汗国的巨大威胁。

而在清朝确定了自己的疆域红线后，沙俄在事实上获得了几乎整个西伯利亚的所有权。在工业化时代到来前，这片物产丰富的区域，最大的价值就是丰富的毛皮。

虽然沙俄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更加滞后，所谓的工业化始终不见踪影。但因为北方对南方的地理优势，沙俄始终在西伯利亚的争夺上占据着巨大优势，清朝不得不疲于奔命，这也是康熙和雍正宁可吃亏也要签订边界条约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清朝国力的由盛转衰，从无信用的沙俄卷土重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夺去了外东北和外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911年有割走蒙古和唐努乌梁海，苏联时期甚至夺走黑龙江主航道我国一侧数百个岛屿。

乾隆年间，沙俄第一次登上库页岛，逐步确定这是一个岛屿而不是大陆，并和从南向北的日本探险队遭遇，最终双方将库页岛分为南北两部分，而作为宗主国的清朝竟然毫不知情。

应该说，作为噬土成性的国家，沙俄确实不是白捡的西伯利亚，从越过乌拉尔山开始，沙俄确实付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期间和准噶尔汗国、清朝及日本都发生过激烈冲突。但总体而言，相比于其他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开拓，沙俄鲸吞西伯利亚的速度和难度实在是不值一提，用“白捡”来形容并不过分。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匈奴为什么分裂成南北两部？

导言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而匈奴贵族归汉实践屡屡出现；政治智斗的不完善；汉匈关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

一、匈奴分裂的内在原因

（一）匈奴贵族的归汉和内徙事件频繁

南单于比率所领八部附汉以前，匈奴贵族屡次发生归汉和内徙事件。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逃奔于汉，汉封其为陟安侯。”几个月之后，於单死，匈奴内部大乱。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二王惧怕，遂谋降于汉。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汉“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将其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故塞外，由五属国统之。

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呼速累及右伊秩訾等将众五万余人附汉 ,汉封他们为侯 ,并在 西河、北地二郡设置属国安置。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握衍朐鞮单于继位，性情残虐的他，干掉了前单于所任用的大臣刑未央等，任用都隆奇等人；尽免前单于子弟近亲，而重用自己家族子弟。前单于的儿子稽侯珊被迫逃至妻父乌禅幕处 ,贵族大臣们都人心 惶惶。日逐王先贤掸 ,“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并在西域设都护。

此后，稽侯珊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五单于争立”事件平息后，呼韩邪与郅支单于又处于“兄弟争国”的对立局势。为摆脱困境，求得生存，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率众附汉，确立了与汉政府的藩属关系。

长期以来，匈奴贵族的频繁率众降汉，使原本体制较为松散的匈奴政权更为涣散，削弱了匈奴内部贵族对民族利益的捍卫意识，也使得原本就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民众更加缺乏依赖感、归属感和拥护意识。

（二）匈奴的政治制度不够完善

匈奴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种非常严密的政权体制，政治权力不集中，缺乏强有力的专制权力和控制力，民族向心力不强。匈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分散别离。”所以匈奴多以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

公元前3世纪末期，头曼单于当政时，匈奴的氏族部落制度被国家所取代，并开始出现了国家的最高首领“单于 ”。匈奴在社会的存在方式上不再是原始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而是具有私有制阶级关系和最高首领的国家形式了。但其国家机构和政治、军事等体制并不是很健全，直到冒顿单于时，匈奴的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

匈奴的社会性质，至今学术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哪种性质的社会，它整个国家的内部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合，并未形成中原王朝那样严密的中央集权体制。

首先，匈奴国家是原本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一个联合体，缺乏同一温度的经济基础，具有“军事联合性”。基础统治单位仍以部落为主，这种政权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到了冒顿单于时，匈奴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他征服了周边很多部落，建立起了北方第一个强大的军事主义帝国。

匈奴虽然控制地域广阔，但其国家的组织比较松散，是由原有的匈奴族和被征服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整合而成的，缺乏牢固的统治基础和强大的没民族集聚力。它是以民族势力的强弱对比来威胁的。这种政治组织所维系的纽带非常薄弱，不像秦汉郡县制那样有严格的中央和地方之分。

匈奴的国家力量还没有达到完全臣服和统治其他民族的程度，匈奴贵族对各部也缺少强硬的统辖和控制能力。被征服的各部落和各国仍保持其机构，仍有自己的活动，匈奴贵族只能派出少量的监督官员到被征服的部落中。这种靠武力联合起来的军事性国家政体，虽可能强大一时，却很容易瓦解。

（三）南北匈奴部落差距加大

汉匈关系不断加强，漠南地区长城沿边的匈奴部落受汉族影响很大，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与北部匈奴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关市”和“赏赐”等手段，增强了匈奴在经济上对汉朝的依赖感。汉朝的商品对匈奴影响之深，密切了双方交往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

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

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率众归汉后，长城沿边的匈奴部落与汉族往来更加频繁，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汉地的强烈影响。这些漠南匈奴部落的社会性质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由奴隶制在向封建制过渡。

单于比所统管的匈奴南边八部长期驻牧于漠南长城附近，与汉族的交往日深，受汉文化影响很大，与北部匈奴各部落的差距明显。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汉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必然使得南北之间政治和经济上出现巨大的差别。

二、匈奴分裂的外部因素

汉朝和其他民族政权对匈奴的强大军事压力，王莽政权错误地民族政策，加之两年灾荒，致使匈奴大衰退，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加速了匈奴分裂的过程。

（一）外部的强大军事压力

从汉武帝开始，汉帝国对匈奴采取强硬反击政策，大举攻伐匈奴，直到呼韩邪单于附汉前，汉匈之间的战争一直不断，双方消耗巨大，匈奴实力衰退，一步步走向衰落。

汉武帝持续四十年对匈奴的战争自不必说，到了汉宣帝时，汉与乌孙联合出兵攻打匈奴。本始二年（前72），匈奴出兵攻乌孙，企图切断乌孙与汉的联系。汉朝遣五将军分别出西河、张掖、云中、酒泉、五原，“兵十余万，出塞各两千里”。无论昆弥亲率5万攻入匈奴右谷蠡王庭。在汉与乌孙联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匈奴各部远遁。

“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

匈奴因此日益衰退。童年冬，匈奴单于将兵万骑出击乌孙而还，正遇岛天降大雪，人民畜产大部冻死，长期被匈奴奴役的丁零、乌桓、乌孙等族，乘机奋起反抗匈奴的统治，给匈奴以沉重打击。

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匈奴国力衰弱，民不聊生，人民厌战情绪日盛。原本缺乏牢固统治基础的匈奴民族结构更加松散，民族凝聚力更弱，为匈奴国家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二）王莽政权民族政策的干预

王莽篡汉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歧视匈奴的政策，企图进一步征服匈奴。迫使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名为“知”；擅自更名胸能够怒单于为降奴单于；将汉朝政府颁发给单于的原刻有“匈奴单于玺”字样的印玺收回毁坏，改授“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国土人民分为十五部分，立稽侯珊子孙十五人为单于。王莽的行为，激起了匈奴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汉匈关系紧张。

王莽还多次制造匈奴内乱，企图从内部瓦解匈奴，双方征战多年，最终还是走向了和亲。王莽的种种政策，造成了匈奴内部的混乱，增加了匈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快了匈奴走向分裂的步伐。

（三）草原上的灾荒两年

匈奴人主要从事游牧经济生活，自然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其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每次大的自然灾荒都给匈奴造成很大的损失，使其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

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东，“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

狐鹿姑单于时，“会连续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

本始二年（前72），“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

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地区发生严重蝗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

游牧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草原上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生活困顿，社会骚动。打在还诱发了一系列的人祸，乌桓乘匈奴虚弱之机主动出击。匈奴统治积极内部也出现了危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位的斗争。统治者们无暇顾及军民的安危，军心涣散，民心不稳，促使匈奴走向分裂。

结语

总之，匈奴国家南北分裂是匈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分裂原因也是多重的，机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匈奴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和汉政府多方干扰的影响。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在此受到削弱，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此后，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最终都消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现在的韩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去以色列的时候，惊讶的看到竟然有一队韩国夫妻，在耶路撒冷的教堂办婚礼。

可以说，去了那么多教堂，没看到有人办婚礼，唯一婚礼竟然是韩国人。

另外，前几天83岁教皇，突然被一个亚裔面孔的女人强行拉手不让走，力量还很大。教皇受惊后，用手拍开这个女人的手掌。

这是教皇，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失态。

如果萨沙没猜错，这个亚裔女人十有八九是韩国人。

韩国人对于基督教的热爱，已经超过欧美基督教传统国家。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能遇到来自韩国的传教者。韩国基督教向海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甚至渗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约旦这类伊斯兰教国家。

美国传教士硬闯与世隔绝6万年的印度原始部落，结果被人用弓箭射杀。

这小子登岛后，岛上的原住民开始朝他射箭。换一般人早就逃走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步行前进。最终他被人拽起，脖子被绳子套住，拽入丛林深处，最终被杀死。

而这个所谓的美国传教士，就是韩国后裔约翰•艾伦•周。

他的狂热基督教精神，恐怕教皇也赶不上。

可以这么说，基督教到了韩国以后，有明显的变化。个人认为，这同历史以及韩国人特有的狂热个性有关系。

基督教进入韩国开始发展，是日本占领朝鲜全境以后的事情。当时日本人都信仰神道教，也强迫朝鲜人信教，摒弃原有的佛教，还要向天皇效忠。

朝鲜人为了反抗，就选择基督教。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同欧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朝鲜人信教，也是借助英美反抗日本的意思。

日本人也很快明白这个道理。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韩国大部分外籍传教士遭到日本的监禁和驱逐，被迫离开韩国，只有德国教会保存下来。欧美的传教机构的学校和医疗机构被征收，日本军警定期检查拒绝参加神社活动的基督徒。1945年，由于日本殖民政府的打压，韩国基督徒少了一半。

所以，从朝鲜人最早信仰基督教，就有明确的政治意义，不是单纯的信仰宗教。

而二战韩国建立以后，军政府独裁瓦解了所有民间社团。

然而，因为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压力，韩国军政府被迫允许宗教自由。由此，基督教教会几乎是唯一可以合法运作的民间团体。

由此，基督教团体形成了反对独裁的主要力量。

韩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反军政府时间，都同基督教领袖们有关系。

70年代，韩国基督教部分派别，实际上已经是国内公开的民主派。

著名的光州事件背后，就有基督教社团的影子。因此，朴正熙时代用尽方法打击基督教势力。但宗教这种东西，单纯靠打压消灭，往往适得其反。

到了今天，韩国基督教仍然非常蓬勃。

根据2015年的统计，27.6%的韩国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占全国19.7%，天主教7.9%）。而本来民间第一大宗教佛教，现在信徒只有15.5%。

大家去汉城旅游，随处可见教堂。

然而，韩国基督教却同欧美有一定的区别，有这两种明显的异端：

第一，基督教极端派别。

其实基督教极端派别在欧美也存在，但只是少数的少数，而且只是局限于要求自己。

但在韩国，这种派别人数较多。

大体上，他们是所谓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以新教为主，否定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新教派别，认为十字架都不该被崇拜，至于佛教伊斯兰教就更别说了。

韩国曾频繁出现砸毁佛像，对天主教十字架泼油漆等等，就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第二，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

类似于美国的圣殿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虽然有着基督教的壳子，但其实是邪教。

最常见的就是神父自称是耶稣或者其他圣徒转世，有的神父则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等等。

这些教派在韩国数量并不少，在90年代经济低迷时期，一度成为燎原之势，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这主要是韩国的宗教法律太松，几乎没有认定什么是邪教，也很少有取缔教派的事件。

由于韩国的这种极端教派甚至邪教数量较多，所以导致外人对韩国基督教的印象不好。

如果一个国家不加入联合国？

这个问题有点问题，毕竟，现在全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基本上都加入联合国了，也就梵蒂冈和巴勒斯坦还是观察员级别，但也算是准加入国家了吧，所以，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2个观察员。

巴勒斯坦和梵蒂冈只能算是特例，梵蒂冈因为某些宗教和政治的因素，作为宗教国家，它一般不参与世俗性的国际组织，更何况梵蒂冈教廷对全球十多亿天主教徒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来源于对宗教的绝对信仰，所以理论上梵蒂冈不需要参加联合国这种需要被条条框框约束的组织，它凭借自身的存在就能实现对全球教徒的影响力。

梵蒂冈在联合国派个代表就行了，自然，考虑到教皇后面十多亿的信众，梵蒂冈的意见还是相当受重视的。

巴勒斯坦的问题主要是历次中东战争的后遗症，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它自然很想加入联合国，但美国和以色列（主要还是美国）不同意，这个也没办法，巴以之间到现在也没签署任何协议，巴勒斯坦一直希望拿回被占领土，以色列和美国自然希望巴勒斯坦承认现实之后再同意它加入联合国，鉴于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所以这个问题是个死结，巴勒斯坦想要加入联合国几乎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想加入联合国，但这些国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或者干脆就没几个国家承认，那也只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了，除非国际形势改变，否则加入联合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蹦出来的南奥塞梯，阿布喀兹，近几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准独立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些都是俄罗斯人占很大比例的亲俄国家或地区，俄罗斯一概予以承认，当然，也就俄罗斯还有几个盟友承认他们，为了抱团取暖，他们这些加入不了联合国的政治实体索性自己联合搞了个“小联合国”，抱团取暖。

至于著名的科索沃问题，这个是个老大难问题了，虽然有100多个国家承认，但还是有近一半的国家不承认，毕竟西方国家的吃相很不好看，科索沃独立的过程并不漂亮，从法理到程序上并没有独立的依据，所以，现在的位置很尴尬。

总之，要加入联合国，首要素是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比如最近独立的南苏丹，作为最年轻的国家，大家都承认，那就好办了。

为什么有些殖民地不仇恨宗主国？

殖民地是否仇恨宗主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同一块殖民地在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对宗主国存在不同的态度。美国和印度独立前是否仇恨英国呢？如果不仇恨，那么为什么要独立呢？可如今的美国和印度还仇恨英国吗？事实上前者一直和英国保持着特殊的外交关系，而后者则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时至今日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绝大多数前殖民地都还保留着宗主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英国的前殖民地组成了英联邦，法国的前殖民地组成了法语国家组织，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组成了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这对从小接受反殖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而言：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之事。然而要了解这些前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态度就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中国思维去看待，而必须结合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

中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尽管在世界上也有着和我们一样古老悠久的埃及、印度、希腊等古文明，然而这些其实都是失落的文明——我们甚至无法说清今天的埃及人、希腊人是不是建造金字塔和帕特农神庙的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目前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93个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而这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在二战后独立的。美洲和大洋洲曾一度完全被殖民者占据，亚洲曾一度只存在中国、日本、暹罗、土耳其、波斯五个独立国家，非洲曾一度只有埃塞俄比亚一个独立国家。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当然是进行剥削的，然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却不能简单用“剥削”一词概括，甚至有的殖民地能得以独立建国都有赖于宗主国。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以及非洲、美洲的很多国家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压根就从没形成过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始终处于较为原始的部落文明阶段：在荷兰殖民者到来前印尼各群岛从没形成过统一的国家，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世界上也从来不存在菲律宾这么一个国家......即使是号称文明古国的印度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也更多只是一种地理文化上的概念而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的印度不过是由一个个土邦组成的一片散沙，雅利安人、马其顿人、突厥人等外来征服者一波接一波来到印度，千百年来印度人似乎已习惯了这种不同的征服者的统治。统一的印度民族这一概念始终未能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根发芽，恰恰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人才真正萌发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英国的介入，印度的统一根本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像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一样对殖民主义有着切肤之痛，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本来就相当薄弱。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恰恰是在殖民主义者的塑造下形成的——在殖民主义时代他们会对宗主国的部分政策存在仇视心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仇恨宗主国本身，因此当殖民主义结束之后这些国家与前宗主国的矛盾也就随之消失了。

宗主国在治理殖民地时往往会笼络当地上层人士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以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殖民地人士往往也会主动攀附殖民当局：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一方面笼络朝鲜半岛的贵族精英阶层，甚至直接以联姻的方式实现血缘上的同化；另一方面对朝鲜民众实行奴化教育，以抵消朝鲜人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政策下朝鲜人以获得日本人的认可为荣：事实上在当年的侵华日军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朝鲜半岛，曾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就以“高木正雄”之名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甚至当日本军国主义已陷入穷途末路之时纯粹作为牺牲品的神风特攻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如今作为韩国财阀经济典型代表的三星集团就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成立的具有亲日背景的财阀势力。殖民主义者在从殖民地撤出时并非简单的一走了之，事实上他们千方百计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从而得以在自己撤走后仍能在较大程度上维持自己在前殖民地的利益。以曾经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为例：在二战后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崩溃的过程中英国千方百计与殖民地签订一系列条约，在这些国家扶植亲英派人士掌握政权，同时极力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纳入英联邦的体系之内，从而尽可能最大程度保留英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由于这些殖民地上层人物很多都与宗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会保持对宗主国较为友好的态度。

时至今日世界上绝大部分殖民地都已摆脱殖民统治，从而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已完全摆脱了前宗主国的控制——尽管在政治上英、法、西、葡等前殖民大国承认了自己的殖民地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其控制。由于殖民主义时代殖民者是按自身需求规划殖民地的产业布局，因此导致殖民地的产业体系出现畸形发展。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体系，殖民地即使在独立后其经济仍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前宗主国。除了经济上的依赖之外，由于许多殖民地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从未形成过统一国家，因此在独立后国内民族关系相处得并不融洽——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非洲一些国家的内战和种族屠杀。事实上迄今为止联合国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的前殖民地出乱子谁摆平。法国利用这点在东非、中非和西非维持着8000人左右的驻军。如今法国在非洲拥有的军事基地是最多的，驻军数量远超美国。非洲的许多矿业和电信及能源业务都被法国公司所控制。非洲的法国前殖民地在独立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法兰西共同体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殖民地——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代表的白人前殖民地。这些地区尽管也是殖民地，但当地的主要人口并非本土居民，而是由宗主国迁移来的白人移民。这些白人移民占据了土著居民的土地，他们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只是在宗主国的殖民政策在妨碍到他们的利益时才存在，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其实和宗主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显然也不会仇恨宗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