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
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
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
“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
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
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
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
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
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
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
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
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
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
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
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
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
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
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
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
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
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
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
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
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
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
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
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
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
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
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
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
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
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
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
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
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
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
《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
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
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
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
”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
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
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
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
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
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
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
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
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
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
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
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
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
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
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
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
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
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
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
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
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
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
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
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
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
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
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
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
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
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
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
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
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
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
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
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
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
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
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
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
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
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
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
”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
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
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
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
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黄庭坚、米芾、蔡襄。
一、黄庭坚1、人物介绍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
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
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2、代表作介绍《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 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
3、书法艺术特点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
特点：长枪大戟、绵劲迟涩。
二、米芾1、人物介绍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
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
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
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
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
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
2、代表作介绍《研山铭》是北宋米芾创作的澄心堂纸本手行书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山铭》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的三十九个行书大字；
第二段为绘制的《研山图》；
第三段为米芾之子米友仁、米芾外甥金代王庭筠和清代书画家陈浩的题跋。
《研山铭》沉顿雄快，跌宕多姿，结字自由放达，不受前人法则的制约，抒发天趣。
《研山铭》 是米芾书法精品中的代表作，也是米芾大字作品中罕见珍品。
3、书法艺术特点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三、蔡襄1、人物介绍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
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仙游县）人。
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
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
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
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
累赠少师，谥号“忠惠”。
2、代表作介绍《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
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
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
《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3、书法艺术特点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
其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宋代不是一个书法艺术包括文学艺术发展都很衰微的时代。
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
宋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著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是为《淳化秘阁法帖》。
帖，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
宋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和南宋时期，书法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
书法体式方面，宋朝书法具有精美细腻的特点，笔画遒劲有力，气韵高远，形神兼备，兼具雄浑与秀美，以及笔力恢宏大气和线条纤细柔婉等特点。
宋代书法艺术特点简介：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
二重书卷气；
三重风格化；
四重意境表现，同时介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
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意，是求工的体现。
那么至期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就是要墀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功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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