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
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
《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
《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书。
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系列小说，在巴金的心中酝酿了多年。
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但是，象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象《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
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
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
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
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
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激流三部曲》是长篇《家》《春》《秋》三部连续性小说的总称。
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从1931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家》，到1940年完成第三部《秋》，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10年时间。
这是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大家族没落史的杰作，通过对官僚地主家庭高老太爷一家变迁衰败，分崩离析的真实描绘，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触目惊心的层层黑幕，歌颂了知识青年的最初觉醒和英勇抗争，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彻底崩溃的历史概貌，为旧制度敲响了丧钟。
《三部曲》以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流必将摧毁一座座封建思想的最后营垒为总的主题，展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必然死亡，民主的新生的一代青年正在崛起这样一个重大意义的社会趋向。
它的内容由三个互相连续的部分所构成：《家》描写了高家森严的威势，梅的忧郁而死，瑞珏的悲惨结局，鸣凤的投湖自尽和觉慧的毅然叛逆。
《春》描写了觉民的继起斗争，淑英的愤然出走，惠的悲剧命运和克安、克定的日趋堕落。
《秋》描写了高家矛盾的激化，情儿的重病身亡，觉新的逐步觉醒和高家的土崩瓦解。
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的故事，曾经激动过几代读者的心。
《激流三部曲》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清新流畅，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读来真挚感人。
从文化意义上，把《激流三部曲》看成是传统“忠孝仁义爱信和平”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堕落和“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代文化背景下内涵的更新，也许是有合理性的。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巴金是现代文化人中不偏不倚、又西又中的作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使他不能轻易地扬弃它的全部，但他又感到全部因袭的可怕。
所以他从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形态之一——家庭出发，来审视现代的生活与心态。
他冷静地剖析出了对传统“忠孝仁义爱信和平”作抵抗的两种方式：堕落与叛逆。
前者以克安、克定为代表，后者以觉民与觉慧为代表，二者形式与性质并不相同，但效果却是一致：预示封建文化思想的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觉慧、觉民没有再去走贾宝玉的老路，归回到道家的避世养生、知足常乐的没落境界，而是投身于时代的激流，创造更新的文明。
所以在他俩身上仍然有着“建功立业”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内质，只不过更有进步意义一些。
《寒夜》内容简介：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
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
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
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
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扩展资料《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1944年秋冬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的一两个小时，巴金开始了《寒夜》的写作。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
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
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
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说，看巴老的《寒夜》和《随想录》的手稿，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随想录》是巴老晚年体弱多病时完成的，手稿上的每一笔都是艰难地写下来的；
而《寒夜》却不一样，巴金写得龙飞凤舞、潇洒流畅，汪洋恣肆的激情顺着笔尖奔涌而出。
《寒夜》的手稿穿越了岁月的剥蚀，得以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
据说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天晚上，巴金所住的楼失火，他带着一口小箱子匆匆跑出，这个箱子里就有《寒夜》的头两页手稿。
巴金后来说，幸好那天的火没有烧起来，否则烧毁了这座作为汪文宣生活背景的楼，他可能不会再将小说写下去了。
即便逃过了一个个劫数，由巴金先生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现存手稿中第56页整页缺失，第57至62页共六页有部分破损，而整个手稿的最后部分，即全书的第26章至尾声的手稿遗失。
为确保作品的完整性，最后采用《寒夜》首次在《文艺复兴》上刊出的文本以印刷体补齐。
因为这部手稿就是当时供《文艺复兴》发表时的排印稿，两者的文字是一致的。
参考资料来源：-寒夜。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
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
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
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
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反映的社会现象是：在40年代的国统区，底层老百姓只能挣扎在黑暗的边缘，整日为生存而劳碌，但却不能换回些许温饱，从这本书里，反映出人生命的渺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
扩展资料：创作历程巴金在《寒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
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
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自己。
’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
”“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
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
”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作揖哲学”。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参考资料来源：—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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