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以记事为主。
编年体: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叙写史实。
它的优点是线索清楚、背景明确、系统性较好;
不足是不便于集中而广泛地描写人物。
《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
纪传体:即以人物为中心叙述记录历史,为司马迁所独创。
古代官方编辑的“二十四史”用的都是纪传体。
先秦历史散文代表作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
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
《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当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
袁行霈老师也说过,“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
《庄子》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庄子派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庄子从不满现实的思想出发,揭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追求着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
庄子对于人的精神自由表达了热烈的渴望和向往,充满了幻化的色彩,发之于文,自然包含着极其浓烈的文学意蕴。
《庄子》的文学色彩主要表现为想象的丰富多彩与构思的奇谲怪诞。
庄子的思想所独有的奇幻色彩,在表达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得有丰富的想象。
庄子善于虚构,其叙事不仅情节曲折,而且能借助寓言、行为、神态等诸多方面,把事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
《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幻万千。
如《逍遥游》开篇便言鲲鹏之变化,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鲲鹏之变化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极其壮丽而又超乎想象的艺术境界。
《庄子》的文学色彩在于“任其性命之情”,强调保持真性情和重视真情的抒发;
又兼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因而在哲理的阐述中往往蕴含着浓烈的情感,这也是庄子散文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庄子》的语言就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如诗一般优美,飘逸。
如《逍遥游》末段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一段语言优美流畅,非常贴切地表达了逍遥自在的心境。
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春秋末至战国初,代表作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论语》、墨家的《墨子》。
《老子》用短小的类似哲理诗的形式高度概括了道家的观点。
《论语》多为简短的语录,不少格言警句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粹。
《墨子》渐有论说文的基本模式,但质朴无文。
战国中期,代表作为《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
《孟子》大多用对话体进行说理,《庄子》除了对话体,还更多地借助寓言和比喻。
二书皆形象生动,说理畅达,行文波澜起伏,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战国后期,《荀子》和《韩非子》则是其代表作,它们既是一些单篇论说文的结集,同时又是一部经过严密组织起来的成体系的学术论著。
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代表了先秦说理散文的最高成就。
这些诸子散文,尽管繁简不一,文体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的发展过程乃是由简而繁,由梳而密,由杂碎而严谨系统,文学的色彩也愈加浓厚。
其中以《庄子》、《孟子》、《韩非子》和《荀子》最具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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