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者的统一，不能偏重某一方面。
语文教学不仅仅同各科一样完成思想教育的共同任务，而进行人文教育是语文学科本质属性决定的个性任务。
通过语文教学培育学生的人格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语言的性质既有语言形式，又有语言内涵，语言形式和文化、思想、情感内涵是一个统一体，所以语文教学历来讲求文道统一，即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2、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必须寓教于文。
凡是语言规范、内容科学的文字表述材料，都可以作为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材必须要加以精选教学时，其着眼点是在语文形式；
而其他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思品等，教学的着眼点是在语言内容。
语文教学着眼于语文形式，但是并不是抛弃内容，语言所载负的人文、思想、情感内涵，是寓于语言之中的，也就是必须寓教于文；
在理解、感悟语言的同时接受文化。
情感的陶冶，体现语文教学特色。
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教会学生使用语言。
1、要使学生学会理解和自我表达语言。
一个婴儿从生下来就要呀呀学语，学会用口头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但要表达，还要会听懂别人说的话；
长到人小学就要识字、阅读，学习人家的思想和人类文化，学会理解书面语言，学会阅读；
学会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学会作文。
2、学会用语言进行交际。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交际作用，任何人都离不开口语交流，在普及教育的社会，更离不开书面语言的交流。
学习语文就是要学得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交流的能力。
3、学会积累语言。
语言具有记忆功能，以语言为媒介助人记忆信息；
学生学习靠语言记忆，没有语言的记忆，就没有语言的积累，也就没有学习语言的成果，更谈不到人类文化的传递。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部分“课标性质与地位”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 ——这一表述澄清了大讨论最激烈的人文性论与工具性论之争统一起来，这一新的理念，解决了关于语文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
关于工具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范围的极左思潮影响到语文教育，从60年代初开始在语文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语文课是上成政治课 、文学课 、还是上成语文课的讨论，最后，语文界的三位泰斗，也就是后来大家称之为“三老”的叶圣陶先生 、吕叔湘先生 、张志公先生挂出了“免战牌”，主张语文课不能上成政治课或文学课，应该上成真正的语文课，这种观点很快在全国达成了共识，因而确定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基本性质，认为语文学科应该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即当时的口号“加强双基教学”），切实使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培养语文能力，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以适应将来工作和继续学习的需要。
因而，60年代初至“文革”以前，教育部几次颁布“语文教学大纲”都把工具性定为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
对此，“三老”都曾有文章和讲话进行阐述，另一位前辈语文教育专家 、全国中语会会长 、建国以来一直参加和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刘国正先生曾说：“语文教学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就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到了“文革”时期，语文教育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否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语文课本不成语文教材，语文课大量学习当时的报刊文章，学生写作也是写极左的“大字报”，语文课基本上成了政治课，整个语文教育乱了套。
“文革”结束后，1978年教育部拨乱反正，重新颁布了“语文教学大纲”，重又确定了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性质，使语文学科恢复了“语文”的本来面目，语文教学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从60年代开始，把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为工具性，从时代背景看，应该说是正确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在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一概否定工具性，说“把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顶为工具性是历史性的错误”“工具性把语文呢教学引上了死胡同”，这种观点无视历史的特定时代因素，不作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起码是有失偏颇。
对此，最近新的“语文课标”重新肯定了工具性，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并且在新编的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中专门编入了一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者叶蜚声 、徐通锵 ）。
从新的“语文课标”到新编语文教材，澄清了全盘否定语文工具性的模糊认识。
关于人文性问题，在最近这一场大讨论中，有些人提出“人文性才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认为语文课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感悟，培养情感，陶冶审美情操，宏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给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本人认为，这种新的观点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
本来这种观点在“大讨论”的开始是表述为“语文教学不应忽视人文教育，应该加强人文性”，后来发展到有些人走向极端，把人文性与工具性对立起来，进而全盘否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认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
应该肯定人文性是语文呢教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语文教学应加强人文性。
后来对人文性极端化的认识，在部分教师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曾一时形成了“人文至上”“文学至上”思潮，似乎“人文”“文学”是语文教育的一切，由此而漠视 、淡化甚至排斥对祖国语言的学习和培养读 、写 、听 、说语文能力，致使有些“语文”课成了缺乏“语文”因素的不伦不类的课，以致有人质疑“这是语文课吗？” 新的“语文课标”，即肯定了以前的工具性，又吸纳了人文性的新观点，把二者统一起来，在语文教学的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本人认为，这一新的理念，即继承了语文教育应该使学生切实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性打好语文基础这一传统的正确观点，又反映了语文教育应该体现固有的人文精神加强人文精神的新的时代观点，同时，澄清了工具性人文性各执一端的片面认识。
应该说，这是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为语文教育端正了方向，把语文呢教育指向了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这里的“工具”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他具有“实用”“中介”的含义。
“工具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运用能力的实用功能和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人文性”着眼于语文课程对于学生思想感情熏陶感染的文化功能和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学科的特点。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应该争取实现的目标。
丁培忠先生曾这样讲过：“语文这种工具，不同于其他任何工具，它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
这种工具，你不用它便罢，只要一用它，必然要赋予它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
”的确是这样，一篇文章，一段话，乃至一个词的选用，都会流露出使用者不同的思想、观点、倾向、感情。
语文其教学的内容是语言文化，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语言文化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基础，也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等的工具。
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特点。
《语文》也是中国的学校等教育机构开设的一门主要学科，中国语文教科书一般讲授的是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即汉语文）。
语文学是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字的学科总称，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
中国由于古代文献丰富，文字比较特殊，语文比较发达，广义的语文也应该包括语言学，也就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总称，但由于国际学术分科中语言学是一大类，所以反而是语文学从属于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语文课程不仅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还具有实践性、教育性、综合性、科学性、审美性等等。
《语文课程标准》避开了这些难进其言的叙述，而着重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统一”，而不是“结合”，颇有深意。
即人文性蕴含于工具性之中，或者说，语文的工具性中本来就具有人文性。
语文不是“纯工具”，也不是“工具理性”。
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是交流、传承、积累文化的工具。
同时，语文又是一种文化，是和人的生命、心灵、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
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在传承文明、积累文化的过程中显现人文精神，体现人文情怀。
扩展资料：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作用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读书写字能力更重要的是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
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同时，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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