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
所谓“
山色空蒙雨亦奇”
,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
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
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
大人化”
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
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
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
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作广告的。
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
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
“
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
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很欢喜。
“
你会拉的?你会拉的?”
我就拉给她们看。
手法虽生,音阶还摸得准。
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
阿庆的教法很特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谱。
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
我对他的拉奏望洋兴叹,始终学他不来。
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他。
他把小工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
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小提琴的经验,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
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
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
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
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
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黄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
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
油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
我回味刚才的经验,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
钢琴笨重如棺材,小提琴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
虽然音色不比小提琴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
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
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
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
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
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
(曾经搪塞他们说:“
下星期再来!”
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
)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
乐以教和。
”
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丰子恺写的文章篇【2】:《春》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长在人间。
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
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
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
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
“
春!”
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
好比听见名叫“
丽华”
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
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
我积三十六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梅花带雪开了,说道是漏泄春的消息。
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栊内,战栗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 再迟个把月罢,就象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
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
好象因为我偎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
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三十六度至六十二度之间。
一日之内,乍暖乍寒。
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淇淋,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
料峭”
的滋味。
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屯拖泥带水归来。
“
一春能有几番晴”
是真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
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
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教我们天天愁寒,愁暖,愁风,愁雨。
正是“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
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
寻春”
罢?有的说“
春在卖花声里”
,有的说“
春在梨花”
,又有的说“
红杏枝头春意闹”
,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
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
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
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确。
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么?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
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
断魂”
呢。
可知春徒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
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
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
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temperate上,正是气候最temperate的时节。
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
古人词云:“
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出。
”
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
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
造物者描写“
自然”
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蘸些胭脂、朱磦,轻描淡写。
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蘸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地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
这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又好象是Cezanne风景画的“
色的块”
,何等泼辣的画风!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
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园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
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
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
看花的能有几人?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
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
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
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
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
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讲求实利的西洋人,向来重视这季节,称之为May(五月)。
May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人间有种种的娱乐,即所谓May-queen(五月美人)、May-pole(五月彩柱)、May-games(五月游艺)等。
May这一个字,原是“
青春”
、“
盛年”
的意思。
可知西洋人视一年中的五月,犹如人生中的青年,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
这确是名符其实的。
但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正是留春、送春、惜春、伤春,而感慨、悲叹、流泪的时候,全然说不到乐。
东洋人之乐,乃在“
绿柳才黄半未匀”
的新春,便是那忽晴、忽雨、乍暖、乍寒、最难将息的时候。
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但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
故西洋的“
May”
相当于东洋的“
春”
。
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
不过May是物质的、实利的,而春是精神的、艺术的。
东西洋文化的判别,在这里也可窥见。
丰子恺写的文章篇【3】:《艺术的园地》 艺术常被人视为娱乐的、消遣的玩物,故艺术的效果也就只是娱乐与消遣而已。
有人反对此说,为艺术辩护,说艺术是可以美化人生,陶冶性灵的。
但他们所谓“
美化人生”
,往往只是指房屋、衣服的装饰;
他们所谓“
陶冶性灵”
,又往往是附庸风雅之类的浅见。
结果把艺术看作一种虚空玄妙、不着边际的东西。
这都是没有确实地认识艺术的效果之故。
艺术及于人生的效果,其实是很简明的:不外乎吾人面对艺术品时直接兴起的作用,及研究艺术之后间接受得的影响。
前者可称为艺术的直接效果,后者可称为艺术的间接效果。
即前者是“
艺术品”
的效果,后者是“
艺术精神”
的效果。
直接效果,就是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品时所得的乐趣。
这乐趣有两方面,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天真。
试分述之:研究艺术(创作或欣赏),可得自由的乐趣。
因为我们平日的生活,都受环境的拘束。
所以我们的心不得自由舒展,我们对付人事,要谨慎小心,辨别是非,打算得失。
我们的心境,大部分的时间是戒严的。
惟有学习艺术的时候,心境可以解严,把自己的意见、希望与理想自由地发表出来。
这时候,我们享受一种快慰,可以调剂平时生活的苦闷。
例如世间的美景,是人们所喜爱的。
但是美景不能常出现。
我们的生活的牵制又不许我们常去找求美景。
我们心中要看美景,而实际上不得不天天厕身在尘嚣的都市里,与平凡、污旧而看厌了的环境相对。
于是我们要求绘画了。
我们可在绘画中自由描出所希望的美景。
雪是不易保留的,但我们可使它终年不消,又并不冷。
虹是转瞬就消失的,但我们可使它永远常存,在室中,在晚上,也都可以欣赏。
鸟见人要飞去的,但我们可以使它永远停在枝头,人来了也不惊。
大瀑布是难得见的,但我们可以把它移到客堂间或寝室里来。
上述的景物无论自己描写,或欣赏别人的描写,同样可以给人心一种快慰,即解放、自由之乐。
这是就绘画讲的。
更就文学中看:文学是时间艺术,比绘画更为生动。
故我们在文学中可以更自由地高歌人生的悲欢,以遣除实际生活的苦闷。
例如我们这世间常有饥寒的苦患,我们想除掉它,而事实上未能做到。
于是在文学中描写丰足之乐,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幸福的实现。
古来无数描写田家乐的诗便是其例。
又如我们的世间常有战争的苦患。
我们想劝世间的人不要互相侵犯,大家安居乐业,而事实上不能做到。
于是我们就在文学中描写理想的幸福的社会生活,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种幸福的实现。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一例。
我们读到“
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
…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等文句,心中非常欢喜,仿佛自己做了渔人或桃花源中的一个住民一样。
我们还可在这等文句外,想象出其他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来,以发挥我们的理想。
有人说这些文学是画饼充饥,聊以自慰而已。
其实不然,这是理想的实现的初步。
空想与理想不同。
空想原是游戏似的,理想则合乎理性。
只要方向不错,理想不妨高远。
理想越高远,创作欣赏时的自由之乐越多。
其次,研究艺术,可得天真的乐趣。
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因为习惯所迷,往往不能见到其本身的真相。
惟有在艺术中,我们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
例如我们看见朝阳,便想道,这是教人起身的记号。
看见田野,便想道,这是人家的不动产。
看见牛羊,便想道,这是人家的牲口。
看见苦人,便想道,他是穷的原故。
在习惯中看来,这样的思想,原是没有错误的;
然而都不是这些事象的本身的真相。
因为除去了习惯,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岂可如此简单地武断?朝阳,分明是何等光明灿烂,神秘伟大的自然现象!岂是为了教人起身而设的记号?田野,分明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与人家的产业何关?牛羊,分明自有其生命的意义,岂是为给人家杀食而生的?穷人分明是同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受苦呢? 原来造物主创造万物,各正性命,各自有存在的意义,当初并非以人类为主而造。
后来“
人类”
这种动物聪明进步起来,霸占了这地球,利用地球上的其他物类来供养自己。
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便假定万物是为人类而设的;
果实是供人采食而生的,牛羊是供人杀食而生的,日月星辰是为人报时而设的;
甚而至于在人类自己的内部,也由习惯假造出贫富贵贱的阶级来,大家视为当然。
这样看来,人类这种动物,已被习惯所迷,而变成单相思的状态,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了。
这样说来,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怎能看见其本身的真相呢?艺术好比是一种治单相思与自大狂的良药。
惟有在艺术中,人类解除了一切习惯的迷障,而表现天地万物本身的真相。
画中的朝阳,庄严伟大,永存不灭,才是朝阳自己的真相。
画中的田野,有山容水态,绿笑红颦,才是大地自己的姿态。
美术中的牛羊,能忧能喜,有意有情,才是牛羊自己的生命。
诗文中的贫士、贫女,如冰如霜,如玉如花,超然于世故尘网之外,这才是人类本来的真面目。
所以说,我们惟有在艺术中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
我们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传统习惯的思想而用全新至净的眼光来创作艺术、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心境豁然开朗,自由自在,天真烂漫。
好比做了六天工作逢到一个星期日,这时候才感到自己的时间的自由。
又好比长夜大梦一觉醒来,这时候才回复到自己的真我。
所以说,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可得自由与天真的乐趣,这是艺术的直接的效果,即艺术品及于人心的效果。
读了丰子恺的《竹影》这篇文章,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画的艺术魅力。
黑与白的完美结合,点和线的绝佳搭配,只是毛笔的几次简单的挥舞,就足以造就一幅精彩到极致的中国水墨画,中国画,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寥寥数笔,便能让一幅“墨竹图”呈现在我们面前。
画上的竹子已经具有了一种美得姿态,一种活的灵气。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竹子随风摇摆时的情景,我们甚至可以听到竹子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
没有华丽的色彩,没有逼真的造型,却能为我们打造一场视觉盛宴。
中国画实在是太神奇了。
然而,给我们留下更深的体验的是童年时的丰子恺和他们的小伙伴们的天真、烂漫。
小孩的眼光和思维与大人的就是不一样。
有多少家长会把注意力放在目光下的人头上呢?那又有多少孩子会看到并提出为什么会冒烟等等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呢?(ps可惜,孩子们的天真的问题没有几个不会被大人忽视)再想想我们,作为七年级的尖子生,有谁会在意翻看《语文活页》时抽空读一读下面的小笑话?以前的小孩和现在的小孩玩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我们会认为用木炭描影子失分无聊、幼稚,但丰子恺却认为这很好玩,很有趣。
难得他有一位慈祥的好爸爸。
爱是你当着你爸的面在地上或墙上用木炭画画,他肯定会把你k一顿(不过现在也找不到木炭啊)。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几个月前的一条新闻:一英国学生经校长允许后在教室里建了一座核反应堆。
有网友评论:中国可能有这样的学生,但绝对没有这样的校长!。
《竹影》是丰子恺先生写的一篇【散文】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
自幼爱好美术,跟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21年赴日学习音乐和美术。
回国后,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
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著有《音乐入门》《缘缘堂随笔》《丰子恺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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