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
《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
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
适百里者,宿舂粮;
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
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
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
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
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3、翻译: 北方的海里有一条大鱼,名字叫鲲。
鲲非常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长;
变化为鸟,名字叫鹏。
鹏的脊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
当它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
这只鸟,大风吹动海水的时候就要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去了。
南方的大海,那就是‘天池’。
《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时,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鹏鸟奋起而飞,旋转扶摇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乘着六月的大风离开了北海。
”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飘飘扬扬的尘埃,仿佛是由生物气息吹拂。
我们所见湛蓝的天空,那是它真正的颜色吗?它是无边无际的吗?鹏鸟所见,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
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
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可以用芥草作船,而搁个杯子当船就会粘住不动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
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便无法托负巨大的翅膀。
所以,鹏鸟飞到九万里高空,风就在它的身下,然后方能凭借风力飞行,背负着青天,毫无阻挡,这样就能飞到南方了。
寒蝉与小灰雀对此觉得很奇怪,它说:“我猛地起飞,力图到达榆树和檀树的树枝,有时飞不到,也就落在地上而已,为什么要到九万里的高空再而向南飞呢?”到近郊去的人,晚餐前就可以返回,肚子还没饿,不需要干粮;
到百里之外去,晚上就要准备第二天的干粮;
到千里之外去,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粮食。
寒蝉和灰雀这两个小东西当然不懂得这些道理,小智慧不如大智慧,寿命短的理解不了寿命长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朝菌不知道有月初月末,寒蝉不知道有春天和秋天,这是活的短的。
楚国的南方有一颗叫冥灵的大树,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
上古有一种叫大椿的树,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就是长寿。
八百岁的彭祖是一直以来所传闻的寿星,人们若是和他比寿命,岂不可悲吗?商汤和棘也有过前面所讲的谈话。
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就是‘天池’。
那里有一种鱼,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名字叫鲲。
有一只鸟,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座大山,那展开的双翅就像云垂天边。
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去往南方的大海。
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起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是我飞翔的极限了。
它打算飞到哪儿去?”这是大和小的分别。
同样地,那些才智胜任一个官职、能力在一乡中优秀出众、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他们看待自己时,其实也像斥鴳的见识,所以宋荣子就讥笑他们。
宋荣子是那种世上的人们都赞誉他也不会让他感到鼓舞,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辨明荣辱的界限,至此而已。
他在世间,没有追求什么。
虽然这样,他还是有未达到的境界。
列子能驾风行走,轻盈美好,十五天后方才回到地面上,他对于招福的事,没有拼命追求。
但他虽然可免于行走的劳苦,却还是要有所依赖。
人如果能够遵循自然的本性,把握“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等宇宙万物的规律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他还要凭借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最高的人能顺应客观,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化不测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有道德学问的圣人无意于求名。
序 中国从东周王朝到秦帝国,进入了中国的“轴心时代”。
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体现在思想上集大成者的出现,文化上的继往开来。
这样的轴心时代很多,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但有幸的是,唯有中国,由自己的民族传承了自己的轴心文化,没有出现文化断层。
先秦时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乱”。
从尧舜禹汤的贤君盛世,到春秋战国的战火频仍,中国陷入了巨大的苦痛。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士”,地位更是发生了根本变化。
春秋之前,“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的最低一级,是统治者;
到了春秋,士成了“士农工商”的最高一级,是被统治者。
然而,中国的“士”们留下的第一个宝贵财富就是: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他们没有纠结于自身地位的高低,思考的首先是如何将乱世建设成为有序社会,如何将人民从“率兽食人”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国的“士”们首先思考的是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公平、正义、秩序等等社会价值,而没有任何的个人私利。
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者,他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得失,或率尔而起痛斥其弊,或秉笔直书不留余地,或仗义千里毁家纾难。
当民族处在危难之时,中国的“士”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
危难解除功成名就后瓢然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所以,“士”逐渐成为了对人的敬称以至被滥用,如战士、女士、文士、死士、方士、侠士、道士等等,可惜的是,我们当代被普遍称为“士”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士”的含义,是否仍然具有忧国忧民不计个人的情怀? 儒家和孔子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孔子的儒家。
儒家从产生起就是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学说,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到汉武帝时正式占据统治地位,从此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儒学受到了彻底的颠覆,当时的中国,各种声音并存,问题和主义相争不下,直至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成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
诚然,儒学尤其是发展到理学以后,其糟粕尽显,为有识之士所不齿和痛恨,然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个时期的文化达人们,对其矫枉过正式的全盘否定,这种做法今天看来也未必能全盘肯定。
事实上,否定儒学的这些文化达人们,本人都是饱读圣贤书、学贯东西的“大儒”,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承认。
而且,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承,在社会伦理中的根深蒂固,远非一两个运动能够推翻了的,儒家礼仪仍在社会中调节、制约着普通百姓。
随着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领导人逐渐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取而代之的是和谐发展、和谐社会观,这正暗合儒家强调的和谐。
比如,最新修改的《刑法》证据规则确认了亲人为犯罪嫌疑人可以不提供证据,这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子为父隐”的教条。
所以,儒家文化必将传承并且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知儒无以知中国,不知儒更无法改变中国,发展中国。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是“仁”。
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落脚点。
仁爱是指有差别的爱,一个人首先爱自己,然后爱亲人,然后爱身边的`朋友和有着各种地缘、业缘、学缘的人,最后爱天下人。
儒家重人伦,人伦即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就会有远近,是以自己为圆心的同心圆,你首先要关注离自己最近的人,你的爱首先也要给他们,然后才能逐渐爱其他人,如果你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好好照顾,说你爱国爱天下,儒家是不相信的。
儒家主导的思想是人性本善,但也有儒家认为人性本恶,如荀子。
西方从人性本恶出发,构建了制约体系,完成了权力制衡学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然而在中国,虽然儒家承认了人的自私,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使得中国传统中缺少对人利益的重视和研究,从而走上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儒家们是不相信人自利的,人可以自私,不可以自利,自利的是兽禽,不是人,人追求的不是利益而是仁义。
所以,儒家的仁爱思想,界定了各种人伦关系,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从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世间大爱,天下大同。
孔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和教育者,而他的超凡入圣,是他死后的事情,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记得当年在孔庙游览时,看到的龙饰、皇恩,一切都在宣示着圣人的至高无上。
可是,我却越走越茫然。
那个真性情、大智慧的孔子,那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孔子,那个道穷不改其宗的孔子,离我越来越远,有的,只是让我仰视而莫名其妙的孔圣人。
后来在大成殿,才依稀看到了我心目中的孔子。
“万世师表”高悬正中,金光灿灿。
我一直认为,孔子做老师是最令人尊敬、也最令他自豪的。
所以,当我流连于秦淮河畔的夫子庙,看到颜回、子贡等弟子垂拱而立,我觉得,这才符合夫子的心意。
老师嘛,受到弟子的尊敬是最重要的,帝王的神圣化反而是小节,这才是万世师表的老师应有的态度。
在大成殿,看到一旁陈列的琴瑟,我依稀看到了孔子、子路、公西华等谈志,看到了孔子怒骂上课睡觉的宰予,看到了孔子听到子路死讯后的悲痛欲绝。
这才是真正的孔子,真性情、大智慧,大道行不通,则教书育人自得其乐。
孔子决不认为自己伟大,他只是做着一个好老师应该做的事——整理讲义,把过去的东西整理清楚,好讲给学生听,好让学生自己阅读,就这样,他整理了他之前的中华文化并成为经典;
他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并以此为乐,就这样,他得到了“万世师表”的美誉。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儒士,以自己的方式宣扬着救国济世的方法,然而,他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圣人。
道家 中国文化其次重要的是道家,易中天称为隐士哲学家。
其实真正的隐士应该称作隐者,因为他们不是“士”,他们不与社会合作,不关心民间疾苦,也不关心自身荣辱。
而老庄作为隐士的代表,他们著书立说影响世人,他们告诉像孔子一样积极为改造世界而奔走的人说:“你们错了,你们越纷扰,世界越乱,你们都顺天应人,无为而治,世界就能大同。
”(窃以为,这种政府守望者的角色,不正是自然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远祖吗?也许,凯恩斯还要拜老子为师)在此思想指引下,他们歌颂归隐的生活,通过自身示范效应指给中国百姓一条另类、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以期达到社会有序,百姓不争。
这些道家的“士”和当今道士不同,他们不是以“道士”为职业,他们都是思想上入道,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自己的职业,或务农、或为吏,和普通人一样,只是不屑于和鸳雏争夺腐鼠一般的功名利禄。
他们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世界自然大同。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思想的归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说达儒穷道,而穷者始终多于达者,所以,道家思想在中国的深远影响就不难理解了。
道家最辉煌的时候是汉初,汉初实行黄老之治,萧规曹随,休养生息,使得汉初的民生凋敝很快发展到了汉武盛世。
可惜的是,汉武独尊儒术,黄老成了潜学,成了失意文人的心灵伴侣。
道家再也没有“士”了,尽管他们都被尊称道士。
道家就是老庄。
很奇怪,凭着性格,应该是喜欢庄子。
汪洋恣睢,俯仰天地,这是何等的生活境界!而老子,干瘪的几句话,呆若木鸡。
可是,就是喜欢老子的几句不疼不痒的话。
也许,庄子太张扬。
木秀于林,风必折之,不知腐鼠成滋味的庄子,必然不适宜立足于世。
特别是专制社会,你的命运,不在于你的能力,不在于你的高洁,而在于专制者的喜好。
所以,庄子如果生活在后代,他被夷十族是理所应当。
其实,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养生。
人生百年,白驹过隙,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其他一切都是虚无。
不是吗?纵然是帝王将相,也无法抵挡命运无常。
而且劳心劳力,短寿之相。
所以聪明之人,无用之用。
当你汪洋恣睢的表达自己的才情之时,已落入下层。
你只有让任何人不关注你,庶几可以养生。
道家是聪明者的学说,但是,所有儒家的后人,都会义无反顾的将热血洒于历史,只有在碰壁之后,才会无奈的选择独善其身。
这就是中国的“士”文化。
法家和韩非子 先秦诸子中最悲壮的是法家。
他们权谋机变的思想是一把统治百姓的利剑,他们教会了统治者如何对待百姓才能强国,而在强国以后,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百姓的怨怼者,君主的替罪羊。
他们义无反顾的为统治者送上这把剑,因为他们是“士”,因为他们有着强国梦,有着社会有序的理想,哪怕为此粉身碎骨。
没有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不研究法家,但除了残暴的秦皇外,没有一个统治者公开推崇法家。
商鞅、吴起、李斯……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他们飞蛾投火般的用自己的身躯炼就了法家之剑,以自己的幸福、生命乃至千古骂名铸就了一个个强国,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这个乱世。
他们不为自己辩解,残酷的对待百姓、对待身边人,更残酷的对待自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对历史负责,对千秋万代的人民负责。
如果没有法家,统一中国的进程不知会到何时,华夏人民不知会遭受多少的苦难。
法家思想在秦国开花结果,使得秦国实力迅速增强,并得以结束了战国乱世。
秦以法胜,所以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家作为统治思想的朝代。
然而,始皇实行了苛法,严刑峻法使得民不聊生,法治秦朝轰然倒地。
汉朝在独尊儒术之前,也是有法家思想传承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郅都为代表的酷吏。
他们被称为“酷”,并不是残酷,而是冷酷,是依法办事毫不留情。
法家就是利剑,剑锋所指无不披靡,但剑必须藏于鞘中,而儒家思想就是最好的剑鞘。
所以,后代优秀的统治者无不实行外儒内法。
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名相李斯的同学。
荀子是大儒,但思想与温文尔雅的儒家有差别。
他认为人性本恶,需要教育和礼节来约束。
他的学生更是进一步,认为礼节不能约束了,需要法律来约束。
所以,儒家代表人物就这样奇特的教出了法家代表人物。
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吸收了战国各位法家先驱的思想,论著博得了嬴政的高度评价,来到了秦国。
他到秦国绝非是来讲学的,他是“士”,他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帮助秦王改造世界政府天下的,可是,同为法家的李斯没给他机会。
韩非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很不幸,他的同学李斯是个行动上的巨人,李斯出于一己私利,没有让韩非施展才华,迅速将他迫害致死。
思想上的巨人,就这样输给了行动上的巨人。
法家思想,更多的是权谋,所以,李斯深得法学思想精髓。
韩非的不幸是法家的不幸——两个大儒可以相处很好,两个大法却是你死我活。
韩非在狱中为自己鸣不平时,秦国狱吏对其嗤之以鼻:“非用即诛,何必罪乎?”可见韩非虽是理论大家,但还没有秦国一小吏理论联系实际,被李斯所害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家之士,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博得了恶名,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墨家和墨子孟子 先秦思想中最可怜的是墨家思想。
儒墨在先秦时是显学,但墨家思想在孟子批判后几乎绝迹,更是历史的悲哀。
墨家是平民学说,任侠仗义,以一己之力义不容辞的制止不正义战争,勤俭、尚同、好武,在统治者看来就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由于和儒家对立,普通百姓也对这种为自己说话的学说不了解不支持。
墨家思想的流失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否则中国社会不会出现老人躺在街上无人救助,更不会出现“小悦悦事件”,因为,这不符合墨家思想。
墨家的式微有种种因素,一个重要因素是:墨家除了墨子以外,更多的注重技艺,而不是思想。
所以,当后来的孟子大肆抨击墨子率兽食人时,墨家没有与之应战的人,便逐渐以失败者的姿态淡出了历史舞台。
墨家是平民学说。
墨子本身便是平民,他的众多弟子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他的学说代表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天然的着眼于生产力的改造,技艺的提高,因为这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墨子从生产劳作的规则出发,提出尚同、尚贤,其实就是劳作的协同和优秀的领导者,这都是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
兼爱思想更类似于空想社会者的天下大同思想,甚至我们在《国际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歌声中,都能隐约感觉到。
由此产生的非攻和任侠,便是水到渠成之势。
总之,墨子从一个生产工人的角度出发,首先要求提高生产力,然后要求众生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有的只是贤明的领导。
而这个贤明领导的领导方式,墨子想象不出,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尚同,即要求大家和贤明领导保持一致,自然天下大同。
易中天分析的对,墨子正是从一个平民的立场上,随着自己理论的延伸,最终到达了专制理论。
这正是奴性的中国人的写照。
欣慰的是,他身体力行的非攻任侠思想,没有受到他专制思想的束缚,沿着另一条线传了下来,形成了中国历史多姿多彩又饱经磨难的侠客传奇。
孟子的个性和墨子很像,都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肝义胆。
他们应该惺惺相惜,可惜,由于基本立场的不同,孟子视墨子为最危险的禽兽,认为他的理论是洪水猛兽。
两人,或者说是两派,最根本的差别是“爱”上。
墨子认为众生平等,大爱无疆,但孟子认为不对,认为爱有差等,你爱老婆、爱亲戚、爱朋友、爱众人是不同的爱,应该首先爱自己,然后爱亲近的人,还有剩余的爱才可以泽被苍生。
儒家从孔子创立以来,都是统治者的学说,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看问题。
他由等差之爱,论述最基本的爱就是纲常,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而为统治者无偿效忠是纲常之一,也是最基本的爱,其他所谓急公近义、大爱无疆都要退居其次的,这显然是统治者奴化平民的最好工具,所以儒家很快就成为了中国正统学说。
儒家是统治者的工具,但孟子不是。
孟子的侠义性格,使他在温文尔雅的儒生中是个另类。
他认为被统治者应该效忠,但他更认为效忠不是无偿的,统治者应该爱护被统治者,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不君,那么臣不臣就是合法的。
所以,孟子认为武王伐纣,是有道讨无道,不存在不臣的问题。
他从保护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进行了规范,进而达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所以,墨子和孟子尽管他们思想对立,但他们极为优秀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至于甘心牺牲自己,限入专制的泥潭;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以至于甘心约束自己,达到民本的境界。
如果两人能适逢其时,摒弃门户之见,倒真是可以惺惺相惜,结伴一生,仗剑走天涯的。
然而,正是这门户之见,使得孟子对墨子大开杀戒,使得墨子灭门灭派,而中国千百年的科技思想,也随着墨子思想的淹没成为了不入流的小道,诚可悲哉! 重读国学,重温诸子,但愿中华文明代代流传,能够治疗当今社会的冷漠盲从。
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十家: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 小说 《论语》 《孟子》 《荀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墨子》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三阶段: 春秋末期:《论语》《墨子》 语录体为主 战国中期:《孟子》 《庄子》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战国末期:《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 第一阶段:《论语》 《墨子》 语录体为主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有孔子弟子所记.语言接近口语(师生谈话录),没有过多修饰. 《墨子》:此书也是墨子弟子所记.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步. 第二阶段:《孟子》 《庄子》 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孟子》:实则仍为语录体,但《孟子》是当场纪录,作者就是孟子.是一本集体著作,其中大量采取对话,双方都有所辩驳,大大促进了散文向论文体发展. 《庄子》:有的仍含有辩驳的影子,但有些篇章带有驳论,论辩,对答,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开始演变为专题论文,中国的论文真正地确立了. 第三阶段:《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 《荀子》:其文多长篇大论,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韩非子》:其散文特点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 1,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 2,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注,而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论文集. 3,不是以驳论文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述为主. 《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道德经》《论语》 《孟子》《韩非子》《墨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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