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代表主要划分为史传和诸子两个大类别。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可谓是百家争鸣，这也就是后来文学史上所称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又分别划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我国记言文字之祖。
《春秋》据传为孔子所作，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
《尚书》和《春秋》为我国史书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第二个时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前者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史，后者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
《左传》和《国语》分从记言、记事两方面将《尚书》、《春秋》的文字简约古奥变为繁富通畅，这样就使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其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的语言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后者则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
后人则形象地称之为诸子百家。
这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形式：国别、编年、纪传三种形式。
国别体：通过各国史事个别独立地排列载述，以完成对某一历史进程的叙述。
国别体史书有《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兼及记事；
《战国策》是以记事为主。
编年体：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叙写史实。
它的优点是线索清楚、背景明确、系统性较好；
不足是不便于集中而广泛地描写人物。
《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
纪传体：即以人物为中心叙述记录历史，为司马迁所独创。
古代官方编辑的“二十四史”用的都是纪传体。
先秦散文主要指的是秦代以前的散文，其中包含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两类。
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当中出现了非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也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先秦文化。
先秦散文当中的代表作就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还有包含一些学派的文章，比如《墨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
其中《尚书》也保存了我们国家最早期的一些沉淀，散文主要是针对一些官文的公告，没有特别明确的体裁之分。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当时正处于社会的变革期，当时的周天子的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完全崩坏，诸侯国又在不断的发展，格局动荡中又孕育着新的力量，其中就出现了一些特别有名的文学家和著作家。
当时不但随着社会的变革，也让社会思潮高涨起来，对于学术文化也有了新的要求，再加上当时孔子让思学取代了关学让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基本的普及，为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其中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派别，也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一个局面，为先秦散文的出现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局面。
先秦散文发展先秦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夏到春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要是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在文学记述上是比较简单的。
第二阶段是指春秋末到战国初期，其中的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内容上是比较丰富的，文采上也比较鲜明，篇幅也比较长。
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战国的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采取的是国别体，让散文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其中在记录人与事上也非常的详细生动，还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学特色，对于历史当中的人物也非常的详细和形象化。
最后先秦散文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值得大家去了解和学习。
荀子和韩非子的出现标志着议论文体系的成熟。
《荀子》杂文多为长篇杂文，篇目多，论点清晰，论据充分，结构完整，已成为成熟的专题议论文。
此后，这种文体成为中国推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韩非子发展了荀子议论文的表现力和说服力，将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收集、整理、创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1在思想内容上，先秦诸子的散文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比如孔子主张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贤者，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主张神力。
2.在文体上，先秦诸子散文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比如《论语》简单含蓄，《墨子》简单明了，善于类比。
孟子雄壮善辩，庄子文思狂放，荀子雄健细致，比喻繁富。
韩非子厉害险峻，论点精辟。
3.在语言方面，先秦诸子的散文都很好地运用了隐喻，而且比取象更深刻。
比如《庄子·寓言十九》中，引子相连，意象深刻，在诸子百家中是最高的。
4.就文体发展而言，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辩的体系。
从抄本到论点清晰、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论，展现了中国议论文发展的总体特征。
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一些故事叙事，颇似小说，为后世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源头。
主要保存在《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
包括《左传》、《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和《论语》、《庄子》等先秦推理散文。
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并不明确。
在当时，散文只能说是一种与诗相对立的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上的散文和叙事。
然而，由于其文学性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被视为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先面世的是老子《道德经》。
也叫作《老子》， 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道”及其规律的论述。
老子以天之道来推论人之道，主张社会的规则应效仿自然规律。
我最喜欢老子说的：“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 老子用“上善若水”来说明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老子还以大自然中的水为例子，说明“以柔克刚”的道理，从而引申到“以退为进”“甘居下流”“不为民先”的处世观与政治观。
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至为深远，对于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这是我国哲理性著作《易经》的文体的嬗变，也蕴含着《诗经》的风韵，是老子独创的一种文体。
作为议论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老子以道为学，以诗为文，并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散文以神理为体，以形文为用的文章体制。
《论语》比老子稍晚。
它的体制与《老子》全然不同。
这是一部语录体著作，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多是些叙说性文字或断语，篇幅短小简约，还未形成结构完整的单独篇章。
但是，这些语录也具备了散文的基本特征，表现提供对话的语境以及出了与《老子》不同的艺术特色。
首先，《论语》刻画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提供对话的语境以及富有很强表现力的任务举止言谈，取其，展现任务的性格特点和情感世界。
有时寥寥几笔，就可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情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如《侍坐》章，历来为人称道。
还有孔子的一些弟子的形象，等都比较鲜明。
其次，《论语》的语言也很有特点。
它以口语为文，亲切自然，而又生动传神。
语言平实而含义深刻，表达含蓄而意味深长。
《论语》注重实用而又文质彬彬的文风深刻地影响到后世散文的创作，成为先秦说理文的主要形态。
总之，春秋时代的散文，在论说文的体制、表现方法、语言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性，并且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从而奠定了诸子散文的基础。
《孟子》的文章在语录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有些章节依然是《论语》式的片言只语的记录，而有的章节则出现了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反复论证的对话体文体。
文章的篇幅明显的增长了。
有时为了论述一个问题，可以使用多达数千字的篇幅。
《孟子》发展了辩论艺术，善用比喻，寓言说理，使得文章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孟子》语言的文采和表现力远胜《墨子》，而其文章体制却不如《墨子》成熟，这也许与孟子墨守儒家家法，作文模仿《论语》有关。
《庄子》的散文极富创造性，首先，它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撰述说理文。
文章很少使用逻辑方法进行辩论，而是多用寓言故事连缀成篇，用形象直接说理，理隐事中，意在言外。
从文体是看，《庄子》基本摆脱了语录体，文章具有专论体的倾向，但依然保留着对话体的成分。
《庄子》还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
千百年来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
鲁迅称：“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
”老子发轫于前，庄子继轨于后，共同创造了散文艺术极品，在先秦诸子中独放异彩。
《荀子》与《韩非子》的出现，标志着议论性散文体制的成熟。
《荀子》的散文，大都是一些长篇大论，文章具有标题，且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构完整，成为成熟的专论体议论文。
此后，这种文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韩非子》发展了《荀子》的议论文，极富表现力与说服力，把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收集、整理、创制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诸子在散文发展的过程中，各具特色，各有建树，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又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关怀人生，关注社会，贴近现实。
他们为社会而立说，“文章合为时而筑，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传统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础。
第二，议论中倾注了浓烈的情感。
诸子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著文自然就把感情倾入文章之中了。
第三，象喻式的表达方式，形象地说理方法。
使议论文变得生动活泼，使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形象。
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语言修辞。
诸子论著都是学术著作，它们以其深邃的思想，宏博的理论，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
同时，它们又以其华美的词章，瑰丽的形象，多彩的风格，高超的技巧，丰富的想象，成为精美的文学作品，铸就了我国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6页。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第5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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