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代表主要划分为史传和诸子两个大类别。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可谓是百家争鸣，这也就是后来文学史上所称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又分别划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我国记言文字之祖。
《春秋》据传为孔子所作，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
《尚书》和《春秋》为我国史书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第二个时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前者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史，后者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
《左传》和《国语》分从记言、记事两方面将《尚书》、《春秋》的文字简约古奥变为繁富通畅，这样就使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其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的语言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后者则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
后人则形象地称之为诸子百家。
这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形式：国别、编年、纪传三种形式。
国别体：通过各国史事个别独立地排列载述，以完成对某一历史进程的叙述。
国别体史书有《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兼及记事；
《战国策》是以记事为主。
编年体：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叙写史实。
它的优点是线索清楚、背景明确、系统性较好；
不足是不便于集中而广泛地描写人物。
《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
纪传体：即以人物为中心叙述记录历史，为司马迁所独创。
古代官方编辑的“二十四史”用的都是纪传体。
《左传》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
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朝以后多称《左传》。
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 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 历史观。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
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
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情节曲折生动，并注意文章的结构和布局。
《左传》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1、《左传》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
作者并不把战争看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只注目于战场上的交锋，而是将战争视为一种极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全面描述。
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组织篇章，安排结构，把错综复杂的战争和头绪纷繁的事件写的既主次分明，井然有序，又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2、《左传》描写了许多思想性格鲜明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
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的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并且通过连续记载人物的事迹，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3、《左传》语言简练、含蓄、生动。
叙述性语言能做到简练生动，随物赋形。
人物对话语言能写的口吻逼真，符合人物的性格。
记述外交辞令的文字，婉转流畅而富有情趣。
大量引用歌谣、谚语、人民群众的口语，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左传》继承了《春秋》“尚简”的传统。
《左传》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记事完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精确，标志着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
《左传》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情节曲折生动，并注意文章的结构和布局。
《左传》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左传》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
作者并不把战争看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只注目于战场上的交锋，而是将战争视为一种极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以全面描述。
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组织篇章，安排结构，把错综复杂的战争和头绪纷繁的事件写的既主次分明，井然有序，又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左传》所写的大小战争数百起，著名的大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都写得完整具体，形象生动。
在秦晋肴之战中，交战情况仅二十余字，而晋败秦师的其他因素，则不惜笔墨。
先从战役的起因和性质上，指出秦乘晋文公逝世之机，听从戍郑的杞子的密报，潜师袭郑，企图一举灭郑，对晋施加压力，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
这就说明秦国出师不义，必将自食其果。
接着详写秦国内部君臣矛盾，上下离心。
老臣蹇叔的哭师劝阻，秦穆公刚愎自用。
秦师阵容虽大，却是乌合之众，并且“轻而无礼”，连年幼的王孙满都料定秦师必败。
秦师及滑，遇郑商人弦高，袭郑阴谋败露，等到皇武子辞退杞子等人，说明郑国已有准备，致使秦袭郑阴谋彻底破产，仅“灭滑而还”。
败退之师，又入于险绝之地，遭到晋军出其不意的阻击，惨败的命运不可避免。
作者将秦师的败因，从主观到客观，从内因到外因，从当事者到旁观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叙写，条理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体。
《左传》描写了许多思想性格鲜明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
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的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并且通过连续记载人物的事迹，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例如通过记叙重耳一生的经历，着力描绘了春秋五霸中晋文公的形象，写他从一个贪图安逸享乐的贵公子逐渐成长为具有雄才大略的霸主的发展过程，不仅重耳的形象鲜明突出，就连他身边的随从人员也都有着各自的独特个性。
在“五鹿乞食”中，我们看到这时的重耳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贵公子，而子犯却是一位有智谋的人。
但是到了曹国，对僖负羁的结好行贿二事，受其飧而反其璧，说明重视政治人情而轻视财物，显然向政治家的风度前进了一步。
及至楚，楚成王求报，答以“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能得到楚君休兵的消息，则坚决“与君周旋”，不卑不亢，俨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隐公元年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及细节描写，生动地刻画了郑庄公、武姜、共叔段母子三人的形象。
郑庄公的阴狠虚伪，武姜的自私偏狭，共叔段的愚蠢贪婪，无不跃然纸上。
《左传》语言简练、含蓄、生动。
叙述性语言能做到简练生动，随物赋形。
人物对话语言能写的口吻逼真，符合人物的性格。
记述外交辞令的文字，婉转流畅而富有情趣。
大量引用歌谣、谚语、人民群众的口语，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左传》继承了《春秋》“尚简”的传统。
在“烛之武退秦师”中，叙述烛之武出城见秦伯的情景，只用了“夜缒而出”四个字，就把烛之武出城见秦伯的时间、方法和紧张的环境气氛写出来了。
烛之武所说的外交辞令里，从五个方面说秦伯。
其一，亡郑于秦无益；
其二，亡郑于秦有害；
其三，舍郑于秦有益；
其四，历史证明晋国不可靠；
其五，警惕晋国的无厌野心。
这五个方面紧紧抓住秦晋矛盾，处处为秦着想，层层深入，步步紧逼，有理有据，将秦穆公说得心悦诚服。
总之，《左传》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记事完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精确，标志着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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