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迁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例子太多了。
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
一零四六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
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
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
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吧。
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
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
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于是,浩淼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
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2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狭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怩,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
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
但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
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直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
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
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
一个游人写下一幅着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
诗耶?儒耶?史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
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
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3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
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
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
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
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
但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
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
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
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
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
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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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奶煜蟆N易畈?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
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
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
其实,谁都是涉小的。
无数涉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
这个小岛,树木葱笼,景致不差。
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
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
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
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
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
他是封建大一流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
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
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
据记载。
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
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
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
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
但邪乎得那么久,那么隆重,对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
信史鉴鉴,这是宋代义军杨么的遗物。
杨么为了对抗宋廷,踞守此岛,宋廷即派岳飞征剿。
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
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
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鸣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
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
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
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
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
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
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
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
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
夜像,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阒寂无声。
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4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
新闻记述了一椿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
没有想到,此后连续八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
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
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
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
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
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
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像,说不定,这种想像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
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
我是不愿去查的。
,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
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
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
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
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
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
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
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
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
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
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
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
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
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
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
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
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
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
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
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
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
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
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 ① 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
--作者注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
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
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
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
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
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
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
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
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
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
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
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
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
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
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
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
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
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
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
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
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
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
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
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
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
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
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
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
例如1657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
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
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
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
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121)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
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
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
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
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
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
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
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
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
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
[案例] 星期四下午,我教了《小小的船》的课文第一课时,让学生回家找一找有关月亮的图片或儿歌,第二天回来一问,全班只有两位小朋友完成,其中一位又忘在家里没带来,我很失望,但稍作停顿,我不动声色地把那位小朋友找的图片和儿歌拿到讲桌前展示给学生,并让那位小朋友来读儿歌,向小朋友介绍图片,课后又贴在后面的语文园地上。
上完了第二课时,我再布置:可以找图片儿歌,也可以自己去画画月亮,学着课文为图片编儿歌。
星期一回来,全班大部分小朋友都完成了这个作业,有的找了很多图片和儿歌,有的画了一幅图画,有的画了多幅图画,有的编了一段儿歌,有的编了多幅儿歌,有的是创作,有的是半创作半抄写,我,没想到学生完成得那么棒。
[思考] 开放性作业变传统机械重复的抄写为灵活多变的应用,变老师硬性规定为学生自主选择,变单一的知识复习为知、能、创的综合训练,把作业与生活联系起来,延伸到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是实现新课程三维目标的一个重要渠道。
我想,学生努力完成的作业得到老师的肯定、别人的欣赏,就很有成就感,对学习更感兴趣,做作业也会成为一种乐趣。
对学生的个性作业作出科学、全面的评价,显得非常重要。
开放性作业是多样化、个性化的,传统的仅凭一支笔坐在办公桌前批改作业的单一方式面对学生多样化的作业将感到无能为力,因而教师不能用同一的标准、单一的方法去评价。
那么,怎样的评价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各自水平上有所提高呢?我作了以下尝试。
一、教室园地展示。
教室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教室的各个平台,来充分展示学生作业的个性。
我在教室里开辟了一个“佳作展览”栏目,主要展览学生课外作业中的书画、练笔等作品。
按照课文的编排意图,每周办一次,或每两周一次。
根据作业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由学生自己张贴出来,展示个性,体验成功,感受不足,师生共同欣赏、评析。
通过比较,评选出若于名“书法家”、“小画家”和“小作家”。
这样,学生面对自己的作业在展览中亮相,都会认真对待。
如上面案例《弯弯的月亮》中的个性作业,我给他们配上题目《我心中的月亮》,为全篇创作的小朋友署上作者某某某,给单幅创作的组合一下,成为新的一篇,并署上四个人的名字,连同搜集的资料,展示在的 “佳作展览”的“小诗园”、“小画家”“大力搜索”等栏目里。
二、举行各项比赛。
老师布置的朗读、口语交际、课外阅读、口头作文等内容的评价可通过比赛来进行评价。
比赛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小组间的。
如学了《静夜思》,我让学生回家后给课文配乐朗诵,也可制成录音,第二天在班里举行比赛。
学了《将相和》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表演课本剧,一个当解说员,一个当蔺相如,一个当廉颇,看看哪一组表演得好,配合得棒,将比赛结果公布在教室里的“阶梯展示台”上,把获得一等奖的小组名字写在最高一级的台阶上,然后以此类推,按不同的奖次写在相应的台阶上。
把学生在课外搜集的故事通过“故事会”的形式讲给大家听,随后评选若干名“故事大王”。
为了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我还建立了阅读卡,配合所学课文向学生推荐有益的、适合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的读物,让他们记录相关内容——或文章的大概内容,或优秀片断,或佳词佳句,以积分制形式进行,每抄录20字积1分,满60分为达标,80分为优秀,分阶段进行检查。
三、父母评价。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可对孩子在家中的表现、情感意志等方面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如在教了《悯农》一课后,因为我是在农村教书,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基本都是农民,我让学生明白爸爸妈妈的辛苦,回家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还可以写一首小诗或做一张贺卡献给爸爸妈妈。
重阳节,布置学生为家里的老人过节等。
。
在这些方面,父母的评价远比老师的评价来得具体、全面。
学生都是极富个性的生命体,就让我们由对纯知识结果的关注转向对学生生命存在及发展的整体关怀,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让学生在一个充满自信生长环境中得到可持续性发展,为学生撑起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草原是动物的家, 海滩是贝壳的家, 夜晚是星星的家, 我们是一年级一班的小主人, 一年级一班就是我们的家。
孩子们写的是我们是教室的小主人,教室就是我们的家。
回家的路上,想到孩子们的创作,想到孩子们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路,难掩嘴角眉梢的笑意,想了想给改成了:我们是一年级一班的小主人,一年级一班就是我们的家。
似乎这样不仅含了孩子对班级的热爱,也含了我这个老师对孩子们的爱,明天念给孩子们听听,希望他们会喜欢我的改动。
作者:吴姗 公众号: 倾听吴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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