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汉族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前者包括《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
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
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
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
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
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
（一）创始性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三）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四）随意性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扩展资料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
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部分也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
丰富多彩，斑驳灿烂的先秦文学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先秦历史散文代表作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
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
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代表主要划分为史传和诸子两个大类别。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们国家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可谓是百家争鸣，这也就是后来文学史上所称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又分别划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中包括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我国记言文字之祖。
《春秋》据传为孔子所作，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
《尚书》和《春秋》为我国史书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第二个时期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前者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史，后者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
《左传》和《国语》分从记言、记事两方面将《尚书》、《春秋》的文字简约古奥变为繁富通畅，这样就使先秦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第三个时期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其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的语言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后者则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
后人则形象地称之为诸子百家。
这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形式：国别、编年、纪传三种形式。
国别体：通过各国史事个别独立地排列载述，以完成对某一历史进程的叙述。
国别体史书有《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兼及记事；
《战国策》是以记事为主。
编年体：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叙写史实。
它的优点是线索清楚、背景明确、系统性较好；
不足是不便于集中而广泛地描写人物。
《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都是编年体。
纪传体：即以人物为中心叙述记录历史，为司马迁所独创。
古代官方编辑的“二十四史”用的都是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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