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北齐，秦汉时期为廷尉，唐代成为九寺之一。
而到了宋朝，大理寺虽然还是最高审判机构，但是却明显受到了制约。
大理寺一般设有最高长官，大理寺卿一名，为从三品。
次级长官，大理寺少卿两名，为从四品。
其余的正、丞、主簿、狱史等人数量也有确定。
作为发展的比较完整地审判机构，大理寺的职能其实和刑部有所冲突重复，因此两者既有分工也有钳制。
大理寺的管理制度大理寺的官员选拔有着明确规定，在古代也有“法考”一说。
两宋时期统治者会进行法律考试，其中“明法”、“新科明法”以及“试刑法”是甄别法学人才的重要手段。
而这些考试都是在科举之中，因此有的考试或许会因为擅长法律，在高中之后会直接被划拨大理寺。
当然还有上文谈及的从州府县衙提拔官吏进入大理寺任职。
这其中大多是低级文官，经过专门为升迁设立的“铨试”而进入大理寺，也有因为经验丰富，断案能力高而进入大理寺的特例。
对比大理寺官员的选拔，大理寺官员的任职时间就显得有些随意。
宋朝没有明确规定大理寺官员的任期，不过宋朝却出台了许多奖励制度来鼓励大理寺卿连任。
即使有大理寺卿因为个人问题要辞职，也必须做好交接工作，确保在交接时，不会耽误案件的审理。
大理寺在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
“理”为中国古代对法官的称呼。
秦汉为廷尉，北齐改为大理寺，历代因之。
秦汉时期以廷尉主刑狱，审理各地刑狱重案。
西汉汉景帝、汉哀帝、东汉末汉献帝、南朝梁武帝曾四次将廷尉改作大理，后又改回。
北齐首先设大理寺，为官署名，置判寺一人，又加少卿一人，其掌职是审核刑狱案件。
后沿用此制。
宋分左右寺，左寺复审各地方的奏劾和疑狱大罪，右寺审理京师百官的刑狱。
其主官称卿，下设少卿、丞及其他员役。
机构设置大理寺旧置判寺一人，兼少卿事一人。
建隆三年，以工部尚书窦仪判寺事。
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汔，同署以上于朝。
详断官八人，以京官充， 国初，大理正、丞、评事皆有定员，分掌断狱。
其后，择他官明法令者，若常参官则兼正，未常参则兼丞，谓之详断官。
旧六人，后加至十一人，又去兼正、丞之名。
咸平二年始定置。
是。
大理寺，官署名。
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长官名为大理寺卿，位九卿之列。
凡遇重大案件，唐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
大理寺是中国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判机关。
大理是中国古老的官名，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士，又曰理。
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
寺，《说文》云“廷也”，即指宫廷的侍卫人员，以后寺人的官署亦即称之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
因此，“寺”原来并非专指佛寺，而是一般官署、官府的通称。
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梵语中，“寺”叫“僧伽蓝”，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
明朝大理寺和刑部的职责有什么区别？ 刑部负责审理普通案件及审批地方送审的案件，而大理寺负责审理重大案件，如涉及到高官显贵甚至皇亲国戚的案件 更为重大的案件则需要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三司会审 礼部和鸿胪寺 鸿胪寺的职责主要有外交和祭祀 而礼部下设四个清吏司：1、仪制清吏司—
—
管理学政和科举考试；
2、祠祭清吏司—
—
掌吉礼、凶礼事务（祭祀）；
3、主客清吏司—
—
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外交）；
4、精膳清吏司—
—
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宴会） 其中，科举和外交是礼部的主要职责 可见，貌似礼部的部分职能和鸿胪寺是重叠的，但其实也是有分别的 外交方面，外国来使的接待以及国书投递等工作皆有礼部负责，鸿胪寺负责的是外国使臣朝见皇帝时的礼仪引导 祭祀方面也差不多，礼部负责卜问吉凶及准备祭祀，鸿胪寺则负责祭祀过程中的礼仪 说白了，礼部负责后勤，鸿胪寺负责司仪（主持人） 明朝大理寺简介 大理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正五品。
置左右少卿，从五品；
左右寺丞，正六品。
十九年（公元1386年）置审刑司，共平庶狱。
凡是大理寺所理之刑狱，审刑司均复详议之。
为加强大理寺的权力，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升大理寺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
可见明太祖对这个执法机关是很重视的，据《明代典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太祖把大理寺丞周志清提为卿，并说：“
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
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
今命尔为大理寺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
庶几可方古人，不负命也”
。
大理寺所掌为“
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
要做到“
推情定法”
，“
刑必当罪”
，使“
狱以无冤”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大理寺官员选任之当否是非常重要的，据《梦余录》记载，宣德时，吏部尚书蹇义特为此事向宣宗上疏说： 刑部都察院职典刑名，而大理寺尤专详谳。
居是职者，必得其人。
其官属，宜从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称者黜之，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责令互相纠举。
违者，一体论罪。
蹇义奏疏所提出的原则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大理寺之权竟落入“
庸劣不称者”
之手。
以至刑狱不清，冤案四出。
所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黄绾又上疏世宗： 法司所以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职司参驳，关系尤重。
凡任两寺官，非精律例，见出原问官之上，何以评其轻重，服其心乎？近见两寺官，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晓，即欲断按庶狱，未免有差。
原问官因得指摘罅漏，借为口实，至于参驳。
本寺亦不降心，辄逞雄辩，往复数次，淹累囚众，至不得已，将就允行。
刑狱不清，职此之故①。
由于用人不当，庸劣当权，不精律例，偏执己见，因而拷掠成狱，“
捶死狱中”
，论罪不当，“
重囚称冤”
者往往有之。
但明代也有一些大理寺卿能公平理狱，执法不阿。
如《明史·
虞谦传》记载仁宗时，虞谦为大理寺卿、吕升为少卿，能“
悉心奏当，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狱，谦等再四参复，必求其平，尝语人曰：‘
彼无憾，斯我无憾矣’
。
”
又《明史·
马森传》载，马森为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廷称为“
三平”
。
但大理寺卿有时也受到权臣的制约，不能公正治狱，《明史·
王用汲传》载，万历时，王用汲为大理少卿，遇法司议胡槚、龙宗武杀吴仕期案，定胡、龙二案犯谪戍。
用汲认为量刑不公，驳奏曰：“
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
盖谓如上文‘
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之律也。
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
神宗欲从用汲之言，可是阁臣申时行等则认为仕期自毙，宜减等。
这个依法本该判处死刑的案犯，就以谪戍从轻发落，可见在封建社会，正直的刑官往往不能维护法律尊严的。
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
三法司”
，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
三法司”
会审。
但是中期以后，大理寺执法之权被夺，实际上只能核阅案卷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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