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有四件大案：1.胡惟庸案2.空印案3.郭桓案4.蓝玉案以朱元璋的审案方法：1.随便找一个人用刑，让他供。
2.一句他的供词拿人。
3.把捉到的人再用刑，再咬出些人。
4.等犯事的到几万官吏后本着“宁杀错勿放过的原则”全杀了。
因为以上原因，这四大案件所杀官吏都过万，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朱元璋出生于元文宗时期，他出生的时候，整个中华大地正处于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朱家属于南人范畴，位居社会阶层的末流。
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意味着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
句容县从来就不是黄金出产地，而赤贫户朱初一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要说淘金。
没有办法，朱家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
本就贫家小户，又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万般无奈之下，朱初一只好带着全家人候鸟似地四处迁徙。
一路艰辛，来到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此处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便停下来开荒种地。
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
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资格，能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奢侈。
官府的敲榨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朱家也不例外。
可以说，一个穷家破业的小户在当时的生存成本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
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
在大多数年份里，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他们难以承受。
像朱五四家，三个成丁，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
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则每石税还要再贴进去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
除了丁税和地税这两项负担，还有科差。
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
规定每户纳丝1.4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
除此之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而那些富户所要承担里正、主首、社长、看仓库子等职役，其主要职责是招待各级来往官员，所产生的费用不是小数目，他们就将负担转嫁到那些小户头上。
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力承受的生命之重。
元天历元年（1328），对于朱家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七月，老大重四娶妻王氏，朱家有了第一房媳妇；
九月十八，老夫妻俩又喜得四子重八（朱元璋）。
王氏在朱重八出生两个月前就进了朱家的门，可以说是看着朱元璋长大的朱家大嫂。
朱元璋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
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
朱元璋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大哥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朱元璋登基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有人根据他们的封号，推测出他们的各自的入赘地。
二哥为盱眙，三哥的为“钟离之东乡”。
入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
《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可知是穷人家孩子的一种不得已的出路。
对于朱五四而言，让两个儿子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样做既可以让他们有了家室，也少了两口人的调费，还少了二丁的重税。
二姐嫁给了钟离县东乡的渔户李贞。
五四虽然有四子二女，但是和他在一起过日子的只有重四、重八两个儿子。
朱重四夫妇生下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即朱文正），女儿就是后来的福成公主。
这样算来，朱五四一家应该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朱元璋已年满十岁，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朱五四又将家搬到了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
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没办法他们只好第二年再次搬迁。
这一次他们又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
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
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
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
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
朱元璋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
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等到朱元璋可以满世界跳跃奔跑了，他作为小长工帮地主家放牛以贴补家用。
明嘉靖年间，王文禄《龙兴慈记》记录了少年朱元璋杀犊讹主的故事：小时候朱元璋经常替地主放牛看羊，爱玩爱闹会出主意。
有一次，几个放牛的孩子饿极了。
朱元璋就自作主张把财主的牛杀了，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将牛煮了吃。
吃完后，朱元璋吩咐伙伴们把小牛的皮骨埋了，将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
财主问起，朱元璋说是小牛钻进山洞去了只留下尾巴，拉了半天拉不出来。
随着侄儿、侄女相继来到人间，朱元璋在家中的地位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朱家迁居孤庄村那年（至元五年，1339），他的父亲朱五四已经有五十八岁，母亲小五岁。
当时的贫苦农民能够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算是老人了。
朱元璋这时候刚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哥哥朱重四的肩上。
重四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同时还要承担对小弟重八的照料。
朱家是底层民众中的赤贫家族，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从地主后来租种的。
每天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朱重四，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
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
这种态度，让朱元璋和他的家人并不满意。
从至元五年（1344）到至正四年（1339），朱元璋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
在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寒岁月里，朱元璋从12岁的少年成长为17岁的青年。
穷人家的孩子进入十七岁，并不是如花的年纪，他已经作为一个家庭主要劳动力，与父兄一起扛起生活的重担，他要应对所有农活如臂使指、挥洒自如；
他要熟悉当地的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
如果不出意外，朱元璋将沿着他父兄的足迹成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
元至正四年（1344），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朱家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完全改变了朱元璋的人生境遇。
在这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土地龟裂；
铺天盖地的蝗虫把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
接着，一场席卷黄淮大地的大瘟疫在蝗、旱两灾的双轮驱动之下，更是威力空前，使朱五四全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在了这场天灾人祸中，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
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长兄相继死亡，对朱家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
按道理说，朱元璋的几个哥嫂、姐姐等亲人，必须返家送葬。
史书记载只有朱元璋的二哥重六回家主持葬事，没有提到他的三哥重七，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重八和他的哥哥重六经过合计，前去哀求田主刘德，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份上，施舍一块坟地。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
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
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
他们找到地主刘德“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朱元璋和哥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怜悯之心，给他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
可结果还是让他们失望了，刘德不但没有给他们地，而且还把兄弟俩羞辱斥骂了一通。
朱家的遭遇还是让善良的乡邻们很是同情，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就给了他们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
刘继祖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朱家的“龙脉”之地，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
兄弟俩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他们只好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埋葬，以安顿亡灵。
兄弟二人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中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一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
原来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了，恰好埋住棺椁。
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觉得心如刀割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浆！”这样巨大的打击在一个孩子的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穷人在那样一个艰难的世道里，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生活苦楚的。
对于朱元璋而言，苦难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堪忍受，就得到终结。
就在父母过世没几天，大哥朱重四也到了下去。
十六岁的朱元璋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在面前一个个离开人世，却毫无办法。
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就夺走了自己的四个亲人。
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种打击到了难以承受的边界。
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
现在，朱家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
朱元璋《御制纪非录》对此作了记录：“朕家因遭疫疠，眷属亡其半，家道萧索，余存者人各东西。
由是（朱）守谦之祖母（即大嫂王氏）携守谦之父（朱文正），栖于父母之家，所以备历诸艰。
” 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
让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他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三十四年后。
已进入暮年的朱元璋用一支颤抖的笔，饱蘸深情的泪水，在他的《皇陵碑》中记下这段肝肠寸断的往事。
值天无雨，遗蝗腾翔。
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予亦何有，心惊若狂。
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此去，各度凶荒’。
兄为我哭，我为兄伤。
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准备分头去逃难。
这一分手，就有可能会消散于人海茫茫，或许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
想到这里，兄弟二人抱头痛哭。
当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嫂子只好带着孩子投奔娘家。
朱家只剩下他和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二人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他的小哥哥说，为了活下去，咱们兄弟也要各奔东西谋生存，才能度过灾荒。
两个悲惨无依的孩子就这样各奔东西，挥泪而别。
命运在为一个人堵上一扇门的时候，也同样会打开另一扇窗。
命不该绝的朱元璋遇到了汪氏老母，朱元璋很是感激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救命恩人铭刻于《皇陵碑》上。
汪氏老母是朱五四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
她看到已经沦为孤儿的重八非常可怜，便经常接济，使他有一碗粗茶淡饭。
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朱元璋答应入寺为僧。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
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少年情怀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
经历了世间最深切的苦楚，朱元璋并没有让生活的苦海恶浪将自己吞没。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盘日。
而前一天是朱元璋的十七岁生日，生日对于孤儿似的朱元璋来说，他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父母苦难的一生。
万般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进入皇觉寺当了和尚。
皇陵碑有这样几句话：“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
”也就是说兄弟分手，心中的悲痛感动上苍，也同时感动了邻居汪氏老母。
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备了一份礼物让自己的孩子到寺庙中送礼，恳请寺庙的主人能够收留朱元璋。
在她的帮助下，朱元璋得以进入皇觉寺，拜高彬为师，人世间由此少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游民，皇觉寺里由此多了一名混饭吃的小行童。
所谓行童，也就是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
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
在刚刚进入皇觉寺的时候，朱元璋还不具备佛门弟子的资格，只能算是一名供寺院役使的小行童。
朱元璋来到皇觉寺当小行童，既不是为了信仰而来，也不是为了修行而来。
与活着相比，任何信仰都是苍白空洞的。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始终无法征服朱元璋那颗世俗的心。
有一次，朱元璋打扫佛殿累了，他走到伽蓝殿时不小心被伽蓝神像的石座给绊了一跤，顿时气得他顺手拿过扫帚憋足了劲儿打了伽蓝神一顿。
又一天，他因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被老鼠啃坏而遭到长老数落，事后他向师兄讨了一支笔，在伽蓝神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五个大字。
虽然说皇觉寺是寺庙，毕竟也是微型社会。
初来乍到的朱元璋，年纪小资历浅，一边要忍受长老的斥责，一边还要忍受那些年长和尚的欺负。
能够栖身于皇觉寺，已经令朱元璋绝境逢生，他不敢再有其他奢望。
枯燥的佛门生活，并没有让朱元璋奔腾的心平复下来，反而让他的心头郁积了更多难以排解的怨气。
那些无人可见的佛门角落，留下了朱元璋纾解情绪的行迹，那些泥塑的菩萨很多时候不是他参拜仰视的神像，而是他情绪发作的破坏对象。
就在朱元璋投身寺庙后不久，淮河流域又迎来一场天灾人祸的大饥荒。
皇觉寺僧人平时靠收租维持生活，当灾荒袭来的时候，佛门也难以自保。
寺庙的主持只好紧闭庙门，将庙里众僧遣散，朱元璋也成了遣散对象。
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只好投身于纷乱的世道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将他们赶入民间社会去化缘乞讨，不至于饿死于佛门禁地。
从九月到十一月，在寺庙里只做了五十天的行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熟人社会的朱元璋，只得独自一人凄凄惶惶地走上行乞之路。
日出上路与饥民为伴，暮投古刹安身。
逃荒之旅，让朱元璋尝遍了人间的冷暖艰辛，体味了世态炎凉，更了解了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存方式，这是他蜗居小小的钟离村所不可能体验到的一切。
在那篇仅有千字的《皇陵碑》文中，朱元璋详细记录了这次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
我何作为，百无所长。
依亲自辱，仰天茫茫。
既非可倚，侣影相将。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
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十六、七岁的少年，没学历又没手艺，吃饭成了他的最大问题。
如果投靠亲戚的话，穷人结下的都是穷亲戚，自足尚且不能。
就算有一两个富亲戚，穷家破业之人只会自取其辱，遭人家白眼。
早晨赶路，突然看到有人家的烟囱冒烟了，我就赶紧上门乞讨，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到了夜间，要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休息。
远远看见前面有座古庙，就赶快走几步，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投入庙中。
我常常倚着高高的山崖，望着天空中皓皓明月，听着猿猴凄凉的叫声，想起死去的父母，自己就像是失了魂魄，到处游荡。
刺骨的寒风，传来凄厉的鹤鸣，突然霜雪降临人间，整个人就像一株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野草，而内心深处就像是一锅烧开的热水。
三年的生活就像是浮云飘荡，十七岁的少年长成二十岁的壮年。
至正六年（1346），朱元璋曾经返乡祭扫父母，当他看到家乡灾情不减，寺院的住持仍不让他回去，只好继续云游。
直到至正七年，云游四年后，朱元璋终于返回皇觉寺。
这时候的朱元璋和四年前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方面更加成熟；
二是云游经历让他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朱元璋又在皇觉寺生活了四年时间，相当于大学本科读了四年。
“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这里不过是泛泛而谈，其学习内容，大约是佛教的基本知识。
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朱元璋修行所用。
就在朱元璋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
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整个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当时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
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
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
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
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
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带头大哥。
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而这时候还在皇觉寺里混斋饭吃的朱元璋，通过各种途径对佛门外的世界有所了解。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犹如一把利刃生生割断了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家族的社会关系都被割断，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从不过问他行踪，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没有拿他当自己的弟子加以庇护。
朱元璋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于朱元璋面前的天地就是一个无序、混乱、凶险的冒险空间。
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蔽护，他就象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
也就在他生无所依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
写信之人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
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生存处境，就写信相约。
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死亡的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就在朱元璋在皇觉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已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占领。
就在攻占濠州城的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焚毁了朱元璋的栖身之所——皇觉寺。
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声称攻城，可是并不敢与红巾军进行正面交锋。
他们只在周边地区抢掠财物，或者抓一些青年男子，在他们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
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入濠州城避难，无形之中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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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大理寺是我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机构，类似于现代的最高法院。
秦代时，掌管狱讼的人称为廷尉，汉代一度改廷尉为大理，后改回。
北齐时，确定以大理寺为官署名，作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大理寺卿为长官，正三品（隋之后各代均为从三品），少卿为其副职。
后除元代外，历代因之。
大理寺虽名义上为历代的中央审判机关，但在各代的具体职权时有变化。
唐代，大理寺主要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与刑部共同行使审判权；
宋代，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共同行使审判权；
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共同行使审判权，其中，大理寺侧重于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
清代承袭明代三法司体制，但此时三机关的职权划分与明代大不相同。
其中刑部权力比较大，而大理寺的地位则远不如前代，其职责只是复核刑部拟判死刑的案件。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仿西方司法独立，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作为最高级的审判机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大理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司法机构，在唐代就已经开始设立。
但是，大理寺什么时候正式成立呢？根据历史资料，大理寺在唐代时期就已经设立，它是由宰相、司法官和御史等人组成的。
唐朝大臣魏征曾经说过：“大理寺如太医院、礼部和六部一样，是国家的重要机构，应当加以重视。
”可见唐代时期，大理寺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
宋代时期，大理寺继续保留并发扬光大。
当时的大理寺由右司、左司、刑司、狱司和印司五个部门组成。
这也是大理寺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元代时期，大理寺的地位逐渐下降。
元朝政权对大理寺进行了重组，将狱司和刑司合并，改名为刑狱司。
虽然大理寺的名称一直保留下来，但是它的实际职能却被元朝政权彻底削弱。
明代时期，大理寺的地位逐渐恢复。
明朝政权重新设立了大理院，使大理寺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司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时期，大理寺逐渐衰落，其职权逐渐被削弱。
清朝政府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开始向西方靠拢，尊重个人权利和地方自治。
大理寺作为一个既代表中央权力、又具有一定地方管理职能的机构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
综上所述，大理寺在唐代时期就已经开始设立，但是其职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唐代到明代时期，大理寺的地位和职能都得到了不断加强。
但是在清朝时期，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大理寺的存在逐渐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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