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
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先秦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指的是后殷商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期的散文。
以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来，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它们包括了韵文和散文的记载，这就是散文的起源。
接着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给散文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环境，使散文迈向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两汉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3、唐宋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4、明代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5、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
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6、近现代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并称的文学样式。
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
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
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
扩展资料相关名家：1、欧阳修欧阳修不仅是古文家，就是在诗、词、赋及四六骈文方面，也是一代名手。
加上他在政治界、学术界都有崇高的地位，乐语音指导青年，奖励后进，于是成为文坛的盟主。
还有他的朋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的往来切磋，门下士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等人的相互推动，使古文的提倡形成了一股强而有力的风潮，而达到较韩、柳时代更成熟、更普遍的成就。
2、曾巩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
三十九岁登进士，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被称为桐城派古文的宗师，为文极重义法的严谨，全篇的布局必求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而有规矩可循。
作品内容与欧公明道的取向相同，曾氏的代表作有《读贾谊传》、《唐论》、《书魏郑公传》、《墨池记》，其中《书魏郑公传》，前人誉此篇为曾文第一，并比之为古之立言。
3、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二十二岁中进士。
神宗时为相，积极推行青苗、水利、均输、保甲等新法。
然所用非人，新法失败。
变法失败后，卜居金陵蒋山，以诗酒为生，自号半山老人。
著有《临川集》。
介甫之文，充满法家思想的功利主义，处处表现经国济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的文论可与司马光并称政治家的文论，不过前者稍近于道学家，后者则为纯粹的古文家，因之为文也更重实用。
4、苏洵苏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
曾多年闭门读书学文，嘉祐年间，携其子轼、辙游京师，以文献欧阳修受到赞许，遂有文名。
任过校书郎一类小官，著有《嘉祐集》。
苏洵之文，得力于《国策》、《史记》、《庄子》、《韩非》。
虽为欧公所识拔，但体制殊异，其笔力则较二子为坚劲，故谢枋得说他“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焰，严谨而华汤者也。
”5、苏试苏试，字子瞻，号东坡。
他主要活动在仁宗、神宗、哲宗三个时期，他可谓才气纵横，行文飘逸清新，挥洒自如，传世的诗有四千多首，辞赋三百多阕，散文三百余篇。
参考资料来源：-散文。
（一）创始性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三）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四）随意性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扩展资料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
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部分也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
丰富多彩，斑驳灿烂的先秦文学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当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
袁行霈老师也说过，“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
《庄子》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庄子派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庄子从不满现实的思想出发，揭露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追求着虚无缥缈的理想世界。
庄子对于人的精神自由表达了热烈的渴望和向往，充满了幻化的色彩，发之于文，自然包含着极其浓烈的文学意蕴。
《庄子》的文学色彩主要表现为想象的丰富多彩与构思的奇谲怪诞。
庄子的思想所独有的奇幻色彩，在表达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得有丰富的想象。
庄子善于虚构，其叙事不仅情节曲折，而且能借助寓言、行为、神态等诸多方面，把事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
《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幻万千。
如《逍遥游》开篇便言鲲鹏之变化，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
”鲲鹏之变化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极其壮丽而又超乎想象的艺术境界。
《庄子》的文学色彩在于“任其性命之情”，强调保持真性情和重视真情的抒发；
又兼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因而在哲理的阐述中往往蕴含着浓烈的情感，这也是庄子散文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庄子》的语言就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如诗一般优美，飘逸。
如《逍遥游》末段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一段语言优美流畅，非常贴切地表达了逍遥自在的心境。
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春秋末至战国初，代表作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论语》、墨家的《墨子》。
《老子》用短小的类似哲理诗的形式高度概括了道家的观点。
《论语》多为简短的语录，不少格言警句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粹。
《墨子》渐有论说文的基本模式，但质朴无文。
战国中期，代表作为《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
《孟子》大多用对话体进行说理，《庄子》除了对话体，还更多地借助寓言和比喻。
二书皆形象生动，说理畅达，行文波澜起伏，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战国后期，《荀子》和《韩非子》则是其代表作，它们既是一些单篇论说文的结集，同时又是一部经过严密组织起来的成体系的学术论著。
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代表了先秦说理散文的最高成就。
这些诸子散文，尽管繁简不一，文体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的发展过程乃是由简而繁，由梳而密，由杂碎而严谨系统，文学的色彩也愈加浓厚。
其中以《庄子》、《孟子》、《韩非子》和《荀子》最具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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