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
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
2、悲悯人生 。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
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
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
抄来的....别打我...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
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
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
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
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
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
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
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
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
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
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
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
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
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
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
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
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
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
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
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
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
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
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
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
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
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
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
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
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
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
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
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鸭窠围的夜》是《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名篇，是沈从文散文代表作。
1934年沈从文回乡看望病重的母亲。
他和张兆和商定写信报告旅途的情况，这些书信后来结集为《湘行书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正是根据这些书简写成的。
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是，沈从文回乡看望病重的母亲的路上的所见所闻。
表面看来是回乡的游记，但作家着重表现了湘西的历史与未来，以及当前现实的湘西与作家创作中构筑的审美理想的湘西的碰撞，已经带上文化反思的意味。
夜本是黑暗、寂静的，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每一位人物、每一个场景都描写得生动、自然，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既体现出鸭窠围热闹的气氛，又让人们对人与自然这一话题有了新的思考。
同时，文章也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写了鸭窠围夜中的人、景、物，极具文学色彩和诗意。
结尾段中，作者又通过声音和色彩，将先前所讲的内容升华，告诉读者那“原始”的生活几乎是恒古不变的，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使读者极其深刻地感受到湘西地区独特的生活方式。
《鸭窠围的夜》是沈从文散文的代表作，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真挚吐露出自己的感情，彰显出沈从文独有的特色，是整个《湘行散记》中最为动人的文章。
文章的结尾是写作者在船上捕捉水面上的声音，去搜索声音的来源，最后发现了一只在和鱼做斗争的小渔船。
最后水面上安静了，只剩一份红火与一派声音，作者也在大雪中渐渐睡了下去……作者的文学功底十分深厚，用的量词也十分奇特。
在倒数第二段的环境描写中，“只有水面上那一份红火与那一派声音”这一句，用“份”来形容红火，用“派”来形容声音，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也是我敬佩沈从文的原因。
这句奇特的句子，仿佛穿透了时空，穿透了岁月仍静止在那画面中，仍然生机勃勃的，深远的意境更是读者要细细读才品味的到的。
《鸭窠围的夜》主要写了回乡看望自己的母亲途中所遇到的事情，通过对水手和吊脚楼妓女的人性美的描写，使这个夜晚更加美丽迷人。
一个漫长、寂寥、寒冷的夜，经沈从文的描绘、渲染、想象、点化，火光与杂声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个圣境，成为一首优美的小夜曲。
写作背景《湘行散记》表面看来是回乡的游记，但作家着重表现了湘西的历史与未来，以及当前现实的湘西与作家创作中构筑的审美理想的湘西的碰撞，已经带上文化反思的意味，沈从文藉散文自由、灵活地抒发心曲。
而《鸭窠围的夜》是作家在夜泊鸭窠围这个静谧的夜晚把心曲吐露的更为真挚、优美、感人，是整个散文集中最为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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