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与最乐》主旨：从最苦和最乐两方面来论述人生的责任，即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苦，尽责任则是人生最大的乐，提出人生在世，必须要对家庭、社会、国家以及自身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真正快乐。
《最苦与最乐》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写的一篇议论文。
痛苦与快乐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平常百姓也有许多感悟和思考。
思想深刻，格调高雅，既有儒家的进取精神，又有佛家的超凡智慧，读来脍炙人口，掩卷沁人心脾。
《最苦与最乐》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第一段至第三段，写人生最苦的事是身上背负着未来的责任；
第二个部分为第四段至第五段，写人生第一件乐事就是尽了责任；
文章第三个部分为最后一段，总写文章的论点，写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逃避责任，逃避责任只会痛苦，尽责任反而快乐。
文学鉴赏：《最苦与最乐》表现出了深远的价值取向。
作者提出的快乐和幸福是“尽责任”，这一立意不同凡响。
把“升官发财”看成幸福和快乐，未免低俗；
说“别人的幸福才是自己的幸福”，看似高尚，却将陷入循环论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面对死亡这一特殊境界的高尚和豪壮，却没有时间和情境的普适性。
而“尽责任”这一立意，高尚、深刻、朴实、永恒，具有极强的普适性。
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对亲人、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
只有中国少年才能让中国成为少年中国。
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
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
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作家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以激昂饱满的诗人般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而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动人心的画面：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创作背景：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
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
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的少年中国具体指充满活力的中国。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属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
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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