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理寺功能-明清大理寺职能

大理寺的职责是什么

法律分析：大理寺是我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机构，类似于现代的最高法院。

秦代时，掌管狱讼的人称为廷尉，汉代一度改廷尉为大理，后改回。

北齐时，确定以大理寺为官署名，作为中央审判机关，以大理寺卿为长官，正三品（隋之后各代均为从三品），少卿为其副职。

后除元代外，历代因之。

大理寺虽名义上为历代的中央审判机关，但在各代的具体职权时有变化。

唐代，大理寺主要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与刑部共同行使审判权；
宋代，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共同行使审判权；
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共同行使审判权，其中，大理寺侧重于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
清代承袭明代三法司体制，但此时三机关的职权划分与明代大不相同。

其中刑部权力比较大，而大理寺的地位则远不如前代，其职责只是复核刑部拟判死刑的案件。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仿西方司法独立，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作为最高级的审判机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古代大理寺的官职的大小以及都有什么

大理寺是掌管刑狱的官署吗

是。

大理寺，官署名。

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长官名为大理寺卿，位九卿之列。

凡遇重大案件，唐制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

大理寺是中国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判机关。

大理是中国古老的官名，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士，又曰理。

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

寺，《说文》云“廷也”，即指宫廷的侍卫人员，以后寺人的官署亦即称之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

因此，“寺”原来并非专指佛寺，而是一般官署、官府的通称。

大理寺是中央的审判机关，梵语中，“寺”叫“僧伽蓝”，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

明朝大理寺和刑部的职责有什么区别？

明朝大理寺和刑部的职责有什么区别？ 　　刑部负责审理普通案件及审批地方送审的案件，而大理寺负责审理重大案件，如涉及到高官显贵甚至皇亲国戚的案件 　　更为重大的案件则需要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三司会审 　　礼部和鸿胪寺 　　鸿胪寺的职责主要有外交和祭祀 　　而礼部下设四个清吏司：1、仪制清吏司—
—
管理学政和科举考试；
2、祠祭清吏司—
—
掌吉礼、凶礼事务（祭祀）；
3、主客清吏司—
—
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外交）；
4、精膳清吏司—
—
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宴会） 　　其中，科举和外交是礼部的主要职责 　　可见，貌似礼部的部分职能和鸿胪寺是重叠的，但其实也是有分别的 　　外交方面，外国来使的接待以及国书投递等工作皆有礼部负责，鸿胪寺负责的是外国使臣朝见皇帝时的礼仪引导 　　祭祀方面也差不多，礼部负责卜问吉凶及准备祭祀，鸿胪寺则负责祭祀过程中的礼仪 　　说白了，礼部负责后勤，鸿胪寺负责司仪（主持人） 　　 明朝大理寺简介 　　大理寺，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置，命李仕鲁为首任大理寺卿，正五品。

置左右少卿，从五品；
左右寺丞，正六品。

十九年（公元1386年）置审刑司，共平庶狱。

凡是大理寺所理之刑狱，审刑司均复详议之。

为加强大理寺的权力，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升大理寺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

可见明太祖对这个执法机关是很重视的，据《明代典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太祖把大理寺丞周志清提为卿，并说：“
大理之卿，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

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

今命尔为大理寺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

庶几可方古人，不负命也”
。

大理寺所掌为“
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

要做到“
推情定法”
，“
刑必当罪”
，使“
狱以无冤”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大理寺官员选任之当否是非常重要的，据《梦余录》记载，宣德时，吏部尚书蹇义特为此事向宣宗上疏说： 　　刑部都察院职典刑名，而大理寺尤专详谳。

居是职者，必得其人。

其官属，宜从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称者黜之，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责令互相纠举。

违者，一体论罪。

　　蹇义奏疏所提出的原则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大理寺之权竟落入“
庸劣不称者”
之手。

以至刑狱不清，冤案四出。

所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黄绾又上疏世宗： 　　法司所以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职司参驳，关系尤重。

凡任两寺官，非精律例，见出原问官之上，何以评其轻重，服其心乎？近见两寺官，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晓，即欲断按庶狱，未免有差。

原问官因得指摘罅漏，借为口实，至于参驳。

本寺亦不降心，辄逞雄辩，往复数次，淹累囚众，至不得已，将就允行。

刑狱不清，职此之故①。

　　由于用人不当，庸劣当权，不精律例，偏执己见，因而拷掠成狱，“
捶死狱中”
，论罪不当，“
重囚称冤”
者往往有之。

但明代也有一些大理寺卿能公平理狱，执法不阿。

如《明史·
虞谦传》记载仁宗时，虞谦为大理寺卿、吕升为少卿，能“
悉心奏当，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狱，谦等再四参复，必求其平，尝语人曰：‘
彼无憾，斯我无憾矣’
。

”
又《明史·
马森传》载，马森为大理卿，屡驳疑狱，与刑部尚书郑晓、都御史周廷称为“
三平”
。

但大理寺卿有时也受到权臣的制约，不能公正治狱，《明史·
王用汲传》载，万历时，王用汲为大理少卿，遇法司议胡槚、龙宗武杀吴仕期案，定胡、龙二案犯谪戍。

用汲认为量刑不公，驳奏曰：“
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

盖谓如上文‘
罪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之律也。

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听上司主使者乎？今仅谪戍，不知所遵何律也？”
神宗欲从用汲之言，可是阁臣申时行等则认为仕期自毙，宜减等。

这个依法本该判处死刑的案犯，就以谪戍从轻发落，可见在封建社会，正直的刑官往往不能维护法律尊严的。

　　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
三法司”
，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
三法司”
会审。

但是中期以后，大理寺执法之权被夺，实际上只能核阅案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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