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0.28——1988.2.16）现代著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编辑家（也可以说是出版家）、政治活动家。
原名叶绍钧，字圣陶，笔名叶陶、圣陶、斯提、桂山等。
生活在江南水乡——苏州。
作品收在《叶圣陶集》里。
早年当小学教师，并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
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或编辑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笔阵》等。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46年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
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
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
新潮社"
。
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
文学研究会"
，提倡"
为人生"
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
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923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小说月报》等杂志，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和大量短篇小说。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
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
九一八"
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
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
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
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
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
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
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
，"
汇为巨力致民主"
，"
转移风气，挽回世运"
，开创"
为万世开太平"
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
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故居在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
生平简历叶圣陶原名叶绍钩，生于江苏苏州吴县。
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
1907年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
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用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并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作品。
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
1923-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
1930中转到开明书店当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举家内迁，曾在乐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后到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务。
1946年返回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主要事迹早年生活叶圣陶于1894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出生。
他的父亲帮当地一个地主做帐房，家境清苦。
他六岁(1899年)时，进入当地的私塾就读，其后跟随父亲工作。
在工作里，他有机会走遍苏州城，体会到低下阶层的生活。
1907年，叶圣陶进入当地的草桥中学(即后来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
中学时期，开始接触外国小说及当时的文艺新潮。
他不单喜爱阅读这些外国小说及新文学，更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
1911年，三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初等学校任教，并试验当时的新式教学法。
可惜，1914年，他被排挤出学校而离开失业。
在他失业期间，他全心投入文言文小说的创作。
这些小说都寄到《礼拜六》杂志发表。
后来他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学校任教，同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编辑。
叶圣陶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他出生之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家经历了百日维新，但很快又被列强割据。
他早年的生活对他有很重要的影响，使他变得爱国，并致力投身于新闻及教育的工作上，藉以改善国家将来的命运。
文学推广运动受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名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叶圣陶终其一生都投入在推动文学运动。
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参与出版小说、新诗、小品、文学批评及剧本等各种文学作品。
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
1923年成为文学家开办的书室“朴社”的编辑。
1936年，与茅盾及洪深参立“中国文艺家协会”。
1941年，他成为了《文史教学》的编委会成员。
叶圣陶亦是当时的反日组织“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的始创者。
政治生涯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
解放后，吐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
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叶圣陶热切的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包含规范的语法、修辞、词汇、标点、简化字和除去异体汉字。
他又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并且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他所做的努力改进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与组织结构。
最重要的是，叶圣陶在出版领域提倡使用白话文。
他的杂志和报纸大多使用白话文，这极大地方便了记者和读者的阅读，所有的这些贡献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育贡献叶圣陶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
这一教育思想，以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为逻辑起点，形成了唯物辩证的中国教育改革之学；
在探索和回答中国教育改革实际问题中，精辟、独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基本原理；
在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中，发展、创新了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理论。
叶圣陶的第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题作《儿童之观念》，批评了中国儿童受到的坏影响。
事实上，叶圣陶是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
他的作品《稻草人》于1923年出版。
这部儿童读物在许多青少年当中极受欢迎。
另一个作品《古代英雄的石像》，讲述了一块石头被雕刻成英雄的形象。
这个简单易读的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嘲笑专家的傲慢自大与人们的麻木。
凡是进过几年学堂的，都学过语文；
即使没有进过正式学堂，上了一段扫盲班的，也知道有个语文。
一旦问及，语文是什么，则千人千言，莫衷一是。
有人随机采访过211学校的在校大学生，问他们语文里的“语”、“文”指什么，这些大学生大多一脸茫然，支吾半天，最后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语文就是学识字”、“语文就是汉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文就是学习汉语言”、“语文就是学习语言和文学”等等。
令专家们不解的是，他们连语文课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么多年的语文课（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是怎么上过来的。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语文”的历史吧。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式学堂。
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
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语文”这一名称是1949年下半年出现的。
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全国范围使用的教材，确定中小学都应以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要求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使学生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
并采纳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
有人以为，“国语”的“语”是指“语体文”，“国文”的“文”是指“文言文”，因而“语文”就是语体文加文言文。
但这却不是“语文”命名的真正意思。
按命名者的意思，“语文”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
口头的包括听和说，书面的包括读和写。
叶圣陶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就此作过说明。
如1960年在《答孙文才》（1960年1月21日）一文中说，“‘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
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
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
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
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
我个人想法如此。
”1963年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什么是语文？平时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
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1964年在《答滕万林》中再一次强调：“‘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
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
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
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
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
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0年成立了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叶圣陶在成立大会上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
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因为在小学的课文全都是语体文，到了中学，语体文逐步减少，文言文逐步加多，直到把语体文彻底挤掉。
可见小学‘国语’的‘语’是从‘语体文’取来的，中学‘国文’的‘文’是从‘文言文’取来的。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
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
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
‘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980年7月14日） 照说，语文的定性问题应该早已解决，不应成为问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要从1956年的“语言”“文学”分科说起。
1951年，胡乔木同志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1952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成立了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
经中央认可，中学语文教育实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并编写了中学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中学汉语、文学课本，从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
既然语文课可以拆成“文学”和“语言”两科，可见在分科实验前，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学”的合称。
这项分科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便在“厚古薄今”、“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批判声浪中夭折了，但是它把语文理解为“语言”加“文学”的影响却至今还在，并成为后来围绕“语”“文”定性新的争议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后，围绕“语”“文”定性问题，语文教育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有： 1）语文就是语言与文章。
如上述的叶圣陶先生。
有的人还以为，文章就是传统说的“道德文章”中的文章，泛指学问和各种著述。
2）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
其根据是1963年后公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出现了“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说法。
3）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化。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定性为“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学。
如《北京文学》的编辑们。
5）语文除了不是语言和文学外，怎么解释都可以。
6）“语文”是一个整体, 包括“语”语言 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
（《中国大全书·语言文字卷》第153 页） 7）对于语文的理解，不能用A+B式的分解方法去理解，因为这会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造成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
正确的做法是，将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
“语”“文”内涵的确定，决定着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决定着语文教育的目标、任务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说是语文教育的核心问题，但就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却一直交不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尽管我们可以辩解地说,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这不正是标志着我们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吗? 不错, 正是如此。
但是, 我们不能没有“阶段性的相对稳定的共识”, 否则就没有明确的实践总目标总方针。
事实上, 造成的影响早已是客观存在地摆在那里，更何况过程历时之久、波折之大堪为空前,直到今天也未必让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搞明白, 究竟如何认识语文教育? 目前的“统一说”是不是比较接近真理? 如果一门学科的界定长期得不到科学的定位, 大家搞不清自己“姓甚名谁”, 这门学科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展开以何为凭? 又如何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呢? 在这种毫无目的的状态下，语文教育不出问题才怪。
北京有个学校，叫北京语言大学，其较早的名称是北京语言学院，1996年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
如果其将名字更为“北京语文大学”，由之而引起的问题，怕是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专家百口莫辩。
国外还有个JLL project，它包括三种杂志，即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语言与语言学杂志》）,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语言与学习杂志》）,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语言与文学杂志》）。
看来老外是得了国人的真传啊。
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章，语言和文化，还是别的什么？切不可以为这只是咬文嚼字。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对语文教育改革来说，实在太合适了。
什么是“语文”？这个概念确切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不搞清这一点，语文教育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广西贺州市仁义一中 李科 中小学生应该多读书（别整天抱着语文课本不放），读好书，而且要会读书。
正因此，如今的语文考卷确实也做了相应的改革。
有这么一道考题： 仿照示例，完成读书卡片。
读书卡片示例 所选作品：《西游记》 主要人物：孙悟空 相关情节：三打白骨精 人物评价：机智勇敢，富有战斗精神 过去，我们讲的语文课倍受社会批判，非常冤枉。
真正该挨骂的是出语文考题的那些比我们老师有地位的更具权威的专家！今天本人看到语文考卷有这样的题目深感欣慰。
虽然现在的语文教学也要求学生考试，但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也理所当然地给学生讲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了。
我们语文老师再也没有必要整天抱着语文课本不放了。
好事多磨！！本人在分享广大考生读书心得时突然接到主管-——所谓的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命令： “有个别考生的答案是直接抄袭题目示例的，为了体现考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注意）凡是写《西游记》的一律不给分！！！” ——有谁见过这样的语文学科带头人？！ 同学们，为了你们的考试分数，为了自己的前途，大家千万别读《西游记》啊！——“那么的书可以读，你为什么非写和题目示例一样的《西游记》？”——理由还挺充分的嘛！！比如《红楼梦》也很好啊。
但事后本人查卷依然发现不少问题。
请诸位看这份被判为满分的答卷： 所选作品：《红楼梦》 主要人物：刘姥姥 相关情节：进大观园 人物评价：愚昧无知，见识浅薄 这样的答案居然给满分？？？不错，中小学生应该多读书（别整天抱着语文课本不放），读好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中学生要会读书。
当然，“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学生写错答案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不能原谅阅卷判分老师和教育主管，所谓的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严重失职。
真的太不负责任了。
本人如此批评已经很宽容了。
要是再不客气一点，完全可以直接拿这份学生考卷的答案来骂娘：“人物评价：愚昧无知，见识浅薄！！！” 本人实在很怀疑一些语文老师，特别是主管是否完整地看过《红楼梦》！！宽容一点，小说原著可以没看过，但电视剧不能没看过吧？？？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大老爷不过是道貌岸然的家伙。
他们偷鸡摸狗的有之，出卖恩人和良心则更甚之。
刘姥姥怎么了？她不就是贫苦一些而已，物质生活没有那些道貌岸然的大老爷丰富罢了。
是“愚昧无知，见识浅薄”吗？？？刘姥姥进大观园，最多也只是/
不过是“少见多怪”，仅此而已！！ 新课标以学生的发展为着眼点，特别强调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明确指出“语文阅读更要重视学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
”但是，一味地鼓励学生“胡说八道”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语文老师评定学生答卷正误的标准应该回归文本，不能没有原则地放纵中学生啊！最基本的大是大非问题绝对不可乱来。
本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
但是，面对这样的语文学科带头人，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语文教学工作。
附《语文新课改，动了我的奶酪？！》请大家赐教！！！ hbrc → 教学文摘 → 语文新课改，动了我的奶酪？！ 2009-05-20 ——语文新课改为何举步维艰？？？ （中学生语文考题）读下面的短文，你发现了什么？写出你的探究结果。
一只狼吃饱了，安逸地躺在草地上睡觉。
另一只狼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来。
躺着的狼十分惊奇。
它问：“你在追赶羚羊吗？” “听说狮子要来了” “狮子是我们的朋友，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去跑你的吧，我要睡觉了。
” 后来，狮子真的来了。
由于它的到来，整个草原上的羚羊奔跑速度变得极快。
这只狼不再那么容易得到食物了。
不久，它便活活饿死了。
临死前，它不止地怨恨，认为是狮子破坏了自己平静的生活。
这道题的大致答案是：1）生于安乐，不能发现看似平常而安逸的生活中潜在的挑战，必然危机四伏。
2）居安思危，永不懈怠，一定会赢得竞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3）生活不可能时时处处都适应人们，但人们必须时时处处适应生活。
4）一味地埋怨别人而自己不思进取是错误的。
（言之有理即可） 应该说，这是一道非常好的语文考题。
它不仅在考察、教育学生，更是在向广大语文教师和基层教育领导发出了某种警示信号。
从中，我们也基本看到了语文新课改举步维艰的原因之所在。
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课程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和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高低。
课程改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
然而，有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不少教师离开了课本，就不知道教什么；
离开了教学参考书，就不会怎么上课；
没有参考答案，就不懂怎样批改考卷。
（注：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课标下的公共教育理论》一书）在实践中，教师把学生个性发展置之脑外，一味地照本宣科，误人子弟。
这并非危言耸听，国家实行“免费师范生”计划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育行列，推出义务教育“绩效”工资以留着优秀教师等举措，从反面可以证明，当前的教师整体素质水平不容乐观。
特别是语文学科，本人的拙作《也谈新课标下语文教师的素质要求》就个人的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作了简要归纳。
可以看出，相当多的语文教师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专业能力上，都远远没有达到新课标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至今，还有很多乡镇中小学的语文教师要求自己的学生死记硬背一些名言佳句用来考试抄袭，以求高分。
还美其名曰“学生需要积累”。
本人在拙作《有关考场高分作文的一些疑惑与辨析》里，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看法。
一些语文教师面对学生的考题连自己都不会做，谈何去教学生呢？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而相当多的语文教师压根就不会批改学生的答卷。
本人拙作《“红裙子”是怎样的一个语文老师——兼谈如何批改语文答卷》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还有个别语文教师为了自己的饭碗，以“学生基础差”“考试升学压力”等为由，公开反对新课改，否定素质教育。
显而易见，广大一线的语文教师尚且“睡狼”一般不思进取，也难怪新课改好几年了还是“涛声依旧”. 愚以为，语文新课改之所以举步维艰，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基层教育领导的觉悟和水平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所有的教育领导。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行管理内行”的现象在中国社会是普遍存在的。
在教育行业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山高皇帝远”的基层显得更为突出。
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语文课改的推进，笔者斗胆揭揭种种黑幕。
其一，个别基层教育领导品德低下。
面对一些有良知、有专业能力的语文老师怀有嫉妒心理，生怕下属“功高盖主”，时时、处处、事事压制那些年轻有为的语文教学精英。
以“不按教学常规上课”为由打击那些积极开展语文新课改的老师。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其二，有些基层教育领导不学无术、自以为是。
他们对《语文课程标准》一无所知，整天拿“语文教学大纲”来吓唬年轻语文老师。
他们非常可笑，新课标已经实施好几年了，居然还大喊大叫早已被废除了的“语文教学大纲”。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其三，很多领导任人唯亲。
一些本来就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而加入教师队伍的领导亲属得寸进尺，把持着学校的重要部门和岗位（如校长、主任、语文教研组长等）这些人自己的教学工作都不敢恭维，怎么有能力当语文的学科带头人呢？！ 其四，更多的基层教育领导急功近利，自私自利。
他们唯一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的职业生涯视而不见。
其实，现在的语文考卷开放性的、考察学生主观探究能力的题目非常多，本文开头这道考题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与时俱进地开展课程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当然，本人才疏学浅，对“语文新课改”这样的重大话题进行论述，难免错漏百出。
不过，本人有一点深刻体会：语文新课改要动的只是“睡狼”的奶酪。
居安思危、永不懈怠、与时俱进的人得到的将是更多更好更新鲜美味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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