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煤山战役百科知识讲解,正统朝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原因

小煤山战役百科知识讲解，正统朝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原因？

在朱元璋时期开始，大明王朝就一直在极力限制宦官的权力，以免他们坐大酿成汉唐之事，可一昧地强压是禁不住的，到正统皇帝朱祁镇时期，宦官终于引来了一次巅峰——王振专政。

虽然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来压制宦官，但也保不齐子孙后代去改变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章制度，就连朱元璋本人都有意无意地越过自己设立的雷池，不断地加强宦官的权力，至于正统年间所发生的王振问题，则是在这种环境下导致的必然产物。

为了避开百官的贪污风气，朱元璋不得已违背自己的规定，让宦官的手伸向朝廷和地方

《明史》里记载，朱元璋为了防备宦官，规定宦官不得涉足朝政、不得穿百官服饰、官职不过四品、禄米不过一石，设立铁牌让宦官不得干政，违者斩等等。史书对此还有很高的评价，称“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

可事实上，作为一个猜忌心极重的皇帝，朱元璋似乎一直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臣下，反倒更愿意相信百姓，为此还有号召百姓举发官员的政策面世，可百姓毕竟是百姓，地方上的事可以管，一旦涉及到朝廷上的事，因为见识、了解不够就很难管得到，更别说后宫禁院里面，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宦官的权力其实就已经开始加重了：

朱元璋十分推崇周礼，认为宦官中“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用之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之为心腹，则心腹病”，所以在他平定江南后，吴王国的宦官规定是“不及百人……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要求限制宦官权力，以严刑峻法来检束，平常用来打扫打扫卫生、传达一下诏令就行；可是宦官制度已经流传了数千年了，可以说自夏商周时期就有，历代皇帝都有过限制宦官的手段和法律，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宦官之祸还是依旧严重，除非全部推到重来（也就是全面废除宦官制度），否则光靠朱元璋个人的自律和制定的法律是很难将其断绝其日后发展的，这是封建帝王共有的局限性，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用宦官，却又害怕宦官，而宦官只要存在一天，其生存的土壤就会慢慢将其壮大，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为帝国的巨大隐患；可惜啊，朱元璋以雷霆手段废除了丞相制度，避免了大明王朝权臣专政的情况发生，可对于宦官制度，朱元璋却始终没有施加这种手段，这或许也是朱元璋对自己的制度和子孙过于自信了，却没意识到：制度是人定的，自然也可因人而变，所以说朱元璋在治天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短视的；

在朱元璋时期，宦官的手已经敢于伸向朝政了，比如有个跟朱元璋打天下的老监，在一次朱元璋的自言自语中，偶尔地提了一句自己的见解，就被朱元璋贬职回家了（没说是在朝廷上还是在内官里，不过宦官干政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

这事看起来简单，可细想一下却有很多门道：作为跟了朱元璋一辈子的老人，对朱元璋的脾气自然是捉透摸清的，对朱元璋不允许内官干政的情况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为何偏偏就敢在朝政中提意见呢？

而且事后，朱元璋也公然违反自己的铁律，没有将其斩首弃市，以正典刑，而是将其赶回老家，这难道不是证明了：朱元璋是有意包庇这些宦官的吗？就连后世的二十四衙门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里成型并逐渐完善的，此时的大明宦官人数，早已跨越了“百人”的界限了。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朱元璋自己都很难做到完全撇开宦官，其子孙后代也就乐得“依照祖制”，开始培养宦官作为自己的心腹力量了：

最明显的就是明成祖朱棣了，宦官的崛起就是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大家很了解了，还有各处出国访问的天使，几乎都是太监当任的，比如李兴出使暹罗、李达出使西域、童海出使迤北、侯显出使西番等等；除了外交事务外，太监监军的情况也是朱棣允许的：王安、马靖、马骐等都担任过监军。明平安南之战中，太监马彬还奉命去福建、广州调集水军，太监掌管军队的口子被撕开。在朱棣重用太监的环境下，宦官的生长发育极快，由此还催生了臭名昭著的东厂，一直伴随到明亡而取消；既然爷爷都这样了，接任的明宣宗朱瞻基更是不甘落后，违背太爷爷定下的“宦官不准读书识字”规定（其实关于宦官不准识字的规定，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只不过朱瞻基将其定为制度而已），设立内书堂，要求宦官必须有文化，为的就是让他能看懂内阁递交上来的文书，以便让宦官暂代“批红”大权，协助皇帝处理政事。如此一来，宦官势力达到一个高峰，二十四衙门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权力最大，问题中提到的王振，在明英宗时期就担任着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内外章奏，负责核对各项奏折和用皇帝御宝盖章。朱瞻基重用太监的程度比朱棣还要厉害，连只有开国功臣和靖难功臣才有的免死金牌殊荣，朱瞻基赐给宦官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的。

到了朱祁镇刚继位的时候，宦官干政已成气候，像金英、范安、王振三人，皆把控着司礼监职位，控制东厂，遥控锦衣卫，和大臣派：三杨、张辅、胡濙，后宫派：张太皇太后、孙太后三足鼎立，而中间则夹着一个年仅十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三足之中，以后宫派力量最强，活语权最大，其次就是大臣派，最末才是宦官派，所以在正统早期，王振等人还无法干涉过多的朝政，只能仰两派鼻息生存。

可人力有尽时，自张太皇太后去世后，孙太后因朱祁镇成年而无法干政，大臣派又开始内乱，宦官派便开始站到政治舞台的C位了

说起来王振得以专政，和年幼继位的朱祁镇还是脱不开干系的，王振本来就是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后来在永乐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因为有点知识，被朱祁镇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负责服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教育的，所以王振和朱祁镇两人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终正统一朝十四年，朱祁镇对王振的称呼永远都是“先生”，可见朱祁镇是把王振当成老师来看待的：

朱祁镇刚继位的时候不过十岁，大事全部由祖母张太皇太后处理，而张氏虽然贤良，理政也十分合格，可是她在垂帘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政务交给内阁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抛开了辅政五大臣之首的英国公张辅和礼部尚书胡濙，张辅在朱祁镇继位后就被解除了军权，集权于自身与三杨了；张太皇太后此举，或许是因为在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之争中，杨士奇是坚定的太子党，而张辅却是汉王党的缘由，毕竟当时永乐朝局势是：文官心属太子、武官心向汉王的局面，而张辅恰好就是奉天靖难武将之一，和汉王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张氏的有意主导下，朱瞻基留下来的辅政五大臣开始了内斗，并最终以张辅的失败而告终；如此一来，大臣派势力减弱，三杨虽然都是奇才，也都是忠心为国，可他们都是阁臣，手里不能掌管军队，而张辅本该以其五朝老臣、开国元勋之后的地位，和张氏一内一外辅弼大明，现在他被排挤在外，在朝廷中已经没了权威，对于王振的崛起也是无可奈何了；《明史》中对于张辅的记载可谓是前后矛盾，前面说只有他敢与王振抗礼，后面在土木堡之时又变得“默默不敢言”，而从他奉天靖难、四征安南的军事能力来看，跟随朱祁镇出征土木堡之时，一无法制住王振、二没有提出合理化建议，可见张辅早在朱祁镇继位之时，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他的“默默不敢言”，或许也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也就是因为这种大臣之间的内斗，加上大臣派和后宫派之间也有或明或暗的利益关系存在，才导致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宦官得以生长起来，比如一直以来都很想杀王振的孙太后，在正统元年就有过一次差点诛杀了王振的情况发生，结果在朝廷上一宣布后，是“英宗跪为之请，诸大臣皆跪”，这诸大臣中就包括了上面所说的“辅政五大臣”。而且王振弄权之事可不是突然为之的，而是从明英宗继位开始就弄权，比如正统元年，王振任命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正统四年，杨士奇、杨溥因为一件杀人案闹了别扭，受害人为杨溥乡里，被告人则是杨士奇乡里，杨溥主张死刑不得上诉，杨士奇主张因公事而过失杀人，双方僵持不下，连孙太后都迟疑不定。

最后由王振建议处理，还回旋得滴水不漏：“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王振两不相帮，主张把被告人降职即可，得到了一致好评，靠着在断案中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王振就“渐摭朝事”了，之后，正统五年，王振公然和杨士奇讨论内阁人员调动事务；六年，矫旨将亲信升入六部重职，其侄子管理锦衣卫、党羽安插在东厂等，这一段时间里，张太皇太后、三杨都还活着，可他们却没有一人去制止王振，这实在令人费解。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段时间里，太后派和大臣派可能翻过一次脸，最后以大臣派获胜而告终，像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后，后宫地位最高的孙太后自此没管过事，要不是土木堡之变后，朝廷里的实权人员死伤殆尽，人心不稳，孙太后才出面迎立朱祁钰为帝的话，或许孙太后这辈子都无法在朝廷起到什么作用了。

而王振自正统元年就开始弄权一事，可大臣派却故意对后宫隐瞒，掩盖住王振的罪行，目的就是要讨好王振，借机拉拢在王振背后支持他的朱祁镇，这是他们最后也没想到：自己赢了后宫虎，却引来了阉党群狼，最后还造成了千古耻辱的土木堡之变，这就是大明党争之下所带来的巨大祸害了。

总结：宦官王振之所以能够在正统年间专权，并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朱祁镇一个人的原因，而是自朱元璋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那个并不牢固的规矩，加上当时的朝局影响而成的

朱元璋虽然定下了规矩，可就连他自己本人都没有严格遵守着，后代大明帝王同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越过底线了，到王振时期，宦官掌权已经算是比较严重了，知识、势力、权力都有了，连本来应该把握在皇帝手里的“批红”大权，此时也逐渐转移到宦官手里，可是不论是皇帝、后宫还是大臣，似乎都没有一个人看见这权力转移背后的危机。

这也就怪不得王振连朱元璋立下的铁牌都敢搬走了，这可不是他真的想试试自己的头硬不硬，而是他心里和明镜似的，百官、后宫、皇帝，他们三方都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也都不可能为了个已经没什么影响力的铁牌而杀了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可制度同样也可因人而变。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为什么后人对它的评价却不高？

公元1563年9月4日，大明王朝的皇孙降世，这是嘉靖皇帝的 第三个孙子，孙出生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一直到这位皇孙五岁的时候， 他祖父去世，父亲继位，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名为钧的意思是，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

做了六年皇太朱翊钧就因为父亲的早逝，成为了当朝天子，年号万历，然而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相反后世之人常言“明之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成为了大明灭亡在罪大恶极者。

嘉靖帝在位期间迷恋道教，任用严嵩，致使朝廷显然混乱，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朝天年年亏空，隆庆帝上台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革，但是隆庆帝在位六年就去世了。万历登基后，任用首辅大臣张居正，继续实行改革。

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延续的明朝的寿命。

可惜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给万历皇帝留下好印象，相反张居正的严厉和苛刻，使万历皇帝愤恨，这种愤恨在张居正去世后全面爆发。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家进行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

一代首辅大臣就留下了一个凄惨的结局，但是对于大明王朝而言，万历皇帝最大的失误在于废除了张居正所任用的大臣，也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致使明王朝加速衰落。

万历三大征指万历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宁夏之役自1592年3月到同年9月，蒙古族人哱拜因为担心宁夏巡抚党馨弹劾其冒饷之罪，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发动叛乱，占据宁夏镇。并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

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九月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朝鲜之役自1592年起到1598年终，一共经历两次冲突。公元1592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首尔。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政治腐败，军队望风而溃。日军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沦陷七道。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

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而后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

1597年谈判的骗局被戳穿，日本开始继续进攻朝鲜，此时李如松已经战死，朝廷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明军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追击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

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战败。但明军史儒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死亡。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播州之役是发生在四川的叛乱，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并且杨应龙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

万历27年，明朝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明军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明军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诸路军达成合围之。六月杨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明军入城，播州平。

万历三大征基本都是发生在万历20多年的战争，此三大征明朝虽然取的了胜利，但是也耗尽大明王朝的最后积蓄，并将张居正十年以来的改革成效挥霍的荡然无存，明朝从此无力进行大规模战斗。

万历三大征之后，万历37年明缅战争明朝失败，万历47年明朝与后金的大决战“萨尔浒之战”，此战明朝彻底失败，也失去了对后金压制力，后金在关外开始迅速扩张，最后还入主中原，建立清朝。

万历皇帝的三大征看似是威武无比，但是却收效甚微，而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成为了名称最懒的皇帝，在他当政期间，党争开始发展，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万历皇帝为了充足府库，采取的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万历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和朝臣争吵不休，最终使接班人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所以说明亡于万历，可谓切中要害。

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这样的一位帝王，怎么能有很高的评价呢？

中国哪个朝代最尚武？

元朝是一个中国的朝代，当然了元朝也是整个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不妨碍元朝成为中国朝代上最崇尚武力的朝代，毕竟其他朝代都是国内斗争，而元朝所属的蒙古帝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帝国。

1206年，灭高昌回鹘王国。1206年，灭西哈剌鲁汗国。1206年，灭东哈剌鲁汗国。1218年 ，灭西辽帝国。1220年，灭后辽帝国。1222年 ，灭花刺子模汗国1227年， 灭西夏帝国。1231年，灭高丽王国。1233年， 灭东夏帝国。1234年 ，灭金帝国。1236年， 灭钦察汗国。1239年，灭罗姆苏丹国。1240年，灭基辅罗斯公国。1241年，灭波兰公国。1241年，灭匈牙利大公国。1241年，灭波西米亚王国。

综上所述，元朝是中国最为尚武的朝代，是不可否认的！

如何灭掉明朝百万大军和百万义军的？

有粉丝问我，清朝末年，满清10万骑兵进入山海关，它是如何干掉明朝和李自成的百万军队建立清朝的？

满清之所以能够很快入关建立清朝，这得益于李自成的失误，换言之，李自成把到手的江山拱手送给了满清。

满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毫不讳言说：“大清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中夺过来的，和明朝没关系”。

当然这是多尔衮为了缓和清朝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才这样说的，目的是转移汉民的对满清的仇恨，如果恨就害李自成去吧！这话还确实没有任何违和感。

（李自成）

满清之所以能够入关建国，其关键的一战就是山海关“一片石”之战。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一片石之战”的过程。

“一片石”之战是李自成和吴三桂约架打的一仗。

明朝皇帝崇祯在义军攻北京逼迫下，走投无路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

这时辽东总兵吴三桂带着5万兵马驰援北京，刚走到山海关就得到了消息：“皇帝上吊，明朝灭亡了”。

早在吴三桂回师的路上，李自成就派人和吴谈条件，要求吴投降，吴三桂犹豫不决。

当部队到达山海关的时候，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下定决心要投降李自成。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京城中吴三桂的仆人逃脱，冒着风险跑来报信，说李自成的手下大将刘宗敏把吴的小妾陈园园霸占了，还把吴的老爸吴襄勒逼钱财，最后查封府第把吴家上百口人关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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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听罢怒火冲冠，一怒为红颜要和李自成约架。显然吴三桂怨恨李自成没有约束好手下的大将。

实际确也如此，李自成进占北京当了皇帝，手下大将和士兵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东西都稀罕，都想要。

皇宫里除了金子多，就是女人多。李自成自己没带好头，把皇宫妃子占为己有。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就抢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义军为了搜刮金银财宝，疯狂殴打明朝官员，勒逼他们交出钱财。

这就是李自成短视的地方，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你当了皇帝为什么要急于一时呢？

如果我是李自成，首先要稳住形势，然后再慢慢算账，钱财只不过是在明朝的官员手里暂时存着，等形势稳定再拿回来不一样吗？

你看清朝的乾隆皇帝多聪明，明知道他手下的红人和珅贪污，他一直不动声色，等把和珅养肥，乾隆死后，和珅的这些钱财还不都是被儿子嘉庆拿去了吗？（于是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

李自成没能及时约束手下，是因为他没有听从谋士李岩的建议，李岩说当前形势要稳住明朝官员，不要勒逼太急，否则容易发生变故”。

李自成不听，随后把李岩打发去了河南。李自成的失误，让他一步步走上了丢失江山的道路。

吴三桂一怒之下和李自成在山海关约架，当时李自成想派大将刘宗敏前去应战。刘宗敏当时拒绝了，说大家都是贼，为什么我去你在皇宫左拥右抱享清福，我不去！

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好带着20万人马去找吴三桂干仗。

在这里插一句，吴三桂在和李自成约架的同时，向驻军在山海关的摄政王多尔衮求援，表示要投降满清。

这时多尔衮带着10万铁骑在山海关坐山观虎斗，吴三桂心想：“只要我们两家联合一处，也就有小20万兵马，打败李自成没问题。

吴三桂的这种想法正中多尔衮下怀，多尔衮刚要答应，旁边的谋士范文程踢了他一脚，多尔衮一看范文程直摇头，于是改口道“我先考虑考虑，改日再回复。”

吴三桂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和李自成死磕。

吴三桂走后，大汉奸范文程对多尔衮道：现在不要急于答应吴三桂，先让吴三桂带着人马和李自成死磕，等二人两败俱伤的时候咱们再加入战斗，这样就会激发出吴三桂誓死一战的决心。多尔衮听罢连连点头。

吴三桂和李自成在一片石展开了决斗，就在吴三桂坚持不住的时候，多尔衮带着满清的10万铁骑，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突袭了李自成义军。

大家想一想，就在李自成军队疲惫不堪的时候突然遭到铁骑的冲击，按民间说法，这就叫“拿乏”，就好比喝酒喝到半途中间插入一样，随后义军像雪崩一样掉头就往北京逃，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李自成如丧家之犬逃回了北京城，之前李自成没想到坐江山这么容易，因此就失去了戒心，在北京城也没有布防，这时候北京城就成了清军和叛军包围的目标，李自成慌忙之中弃北京城，打算逃回陕西建立一个临时朝廷，一旦东山再起，再进占北京。

李自成想得美，但是多尔衮却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而是派兵遣将穷追不舍。

李自成在逃到九宫山一带，遭到了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被打死，从此义军再也没有能力和清朝死磕，从主动进攻进入了防守。

从上面可以看出清朝虽然军队不多，但是多尔衮善于借力打力，借助吴三桂的叛军，在李自成失误的情况下击败了义军，还没等明朝的救援部队回京驰援，清朝已经夺了江山，明朝的一些旧臣就成了清朝的官员。

明朝这些官员心想，反正在谁的手下也是当差，谁当皇帝都一样，不久，明朝的这些官员留起了辫子。

总的来说，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为满清做了嫁衣，推翻了明朝，却让清朝下山摘了桃子。

文/秉烛读春秋

有哪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个历史人物实际上有过联系？

陈毅和徐志摩，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一位风流多情的诗人，两人看似毫不相干，却在历史上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联系。

一、“文学青年”陈毅和“老师”徐志摩

1923年10月，陈毅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1925年底毕业离校。那时候，他的志向就是搞文学。他曾对夫人张茜说：“1923年冬，我到北京，当时仍然向往做个文学家。”

▲陈毅元帅

陈毅入学时，中法大学已经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他入学不久，就由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颜昌颐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秘密活动。1924年8月颜昌颐毕业离校后，陈毅继任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回忆说：“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在搞革命。”

李书华只说对了一半，陈毅除了搞革命，还在搞文学，这既是他的兴趣和志向，也是环境所迫。他回忆说：“当时，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我只好卖稿子，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

陈毅的好友金满城也在中法大学读书，两人曾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又都爱好文学，私交很好。在“卖稿子”的生涯中，陈毅经金满城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的王统照。三人年纪相仿，爱好相同，相谈甚欢。王统照诚恳要求他们多给《文学旬刊》写稿，对他们说：“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这一时期，陈毅为《晨报副刊》写了不少文章，有小说、诗歌、评论、译著，如《诗人莫泊桑》、《春光》、《在母亲旧居的门前》《论劳动文艺》等等。

▲陈毅（左一）与同学在中法大学合影

1924年底，金满城的一本译稿卖了200元，这算是一笔“巨款”了，两位“非常缺钱”的文学青年有些兴奋了。他们拉上一位叫李嵩高的同乡，租了一套三室一厅带花园的洋房，成立了一家“斗千社”，想通过文学创作赚点钱，陈毅取笔名“曲秋”，金满城取笔名是“秋羊”。他们雄心勃勃，拉开阵势，想在文学创作上大干一场，陈毅想重新翻译《茶花女》，李嵩高想用白话翻译《离恨天》。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确实，他们卖稿挣了点钱，但很快就发现这点钱连斗千社的费用都搞不定。例如，他们的房租等费用每月需要80元，但周刊给的最高稿费，每月只有24元。斗千社不到三个月就无法维持了，于是大家散伙，金满城去广东发展，李嵩高回四川老家找出路。陈毅因为要做党的工作，就留在北京，继续中法大学的学业。

这时候，徐志摩恰好也在北京。1924年，回国不久的徐志摩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徐志摩已经是成名的诗人，在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他除了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常到别的大学发表演讲。陈毅听徐志摩讲课，指的应该是听徐志摩的这类演讲。

1924年秋，王统照介绍陈毅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王统照等人发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社团，陈毅说的“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就是指这件事。差不多同时，徐志摩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陈毅对研究会的活动很积极，他回忆当时自己经常研究会同仁“在中山公园聚谈”。他们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相见。

▲陈毅（左一）在斗千社与文友们合影

《晨报副刊》是陈毅发表作品的阵地之一。1925年，徐志摩在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按说，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仁，又都有志于文学，他们或许会惺惺相惜，留下点文坛轶事。结果却是两人打了一场“笔战”，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二、陈毅与徐志摩的一场“笔战”

1925年冬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投身党的工作，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他回忆说：“1925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陈毅与徐志摩的“笔战”，就发生在这时候。

1926年1月21日，陈毅到北京大学参加北京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大会。大会是李大钊组织的，有600多人参加，陈毅在会上发表演讲。会前，陈毅把自己的演讲稿油印了若干份，分别寄给北京各大报刊。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自然也收到了一份。

徐志摩没有刊登陈毅的文章，而是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列宁忌日——谈革命》，批判陈毅的这篇演讲稿。徐志摩的文章开篇就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先生寄来一篇油印的《纪念列宁》，那是他在列宁学会的讲话稿……”

▲徐志摩（1897-1931）

徐志摩在文章中指名攻击陈毅，说他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是“趁热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徐志摩抓住陈毅没提国共合作这一点，说陈毅想把国民革命的成绩都直接归功于共产党，间接归功于列宁。对于列宁，徐志摩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但却不希望列宁的主义传播，他说：“他生前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狂热分子）。”

以前，陈毅的一位朋友向他保证，徐志摩不含党派色彩，因此陈毅对他还有相当的敬重。现在看到徐志摩写这样的文章，陈毅决定予以反击。2月4日，即徐志摩的文章发表14天之后，陈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长文《答徐志摩先生》，驳斥徐志摩。

陈毅当时只有25岁，但文章却很老辣，颇有鲁迅的风格。比如，陈毅讥讽徐志摩“终日以风花雪月而具有神秘耳朵”；陈毅惋惜徐志摩“可怜的人！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徐志摩说共产党人是“铁的心”“铁的手”，陈毅反驳说：“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不要以为做文章是好玩的，不要以为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徐先生！请了！”

▲徐志摩送给胡适的照片

徐志摩没有回应陈毅。推测一下，他可能是太忙了，那时他正和陆小曼热恋（同年10月结婚），而且鲁迅也在批评他。在陈毅文章发表3天后，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不是信》，在批陈西滢的同时，把徐志摩也“修理”了一通。

1926年是中国风云突起的一年。5月20日，叶挺独立团进军湖南，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两个月后，陈毅奉李大钊之命，回老家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年底，徐志摩离开北京，带着新婚妻子陆小曼回上海定居。陈毅与徐志摩之间这场小小“笔战”，在历史中无声无息地落幕了。

三、陈毅关照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

20多年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文学青年陈毅，出任新中国的第一任上海市长。徐志摩已经去世多年，他的遗孀陆小曼在上海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生活是“孤苦伶仃，形只影单，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书画展。开幕当天，陈毅市长和夫人张茜前去参观。在两幅画作前，陈毅停住脚步，连称“好画”。当看到作者是陆小曼时，陈毅对陪同人员说，其人有‘南有唐英，北有陆小曼’之称。随后，他又对张茜说：“过去我在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论，陆小曼还是我的师母呢！”

▲陈毅和夫人zhangqian

画展后不久，蛰居在家的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参事室参事、上海文史馆馆员，有了工资和公费医疗待遇。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她又被聘为画院的画师。她还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担任该党上海徐汇区支部委员。陆小曼的晚年生活有了比较好的保障，她的精神振作起来，戒掉了鸦片烟瘾，投入了新社会的工作中。1959年，她被全国美术家协会评为“三八红旗手”，美协画报上还登了她的照片。

陆小曼的这些变化，是陈毅关照的结果。起初，陆小曼并不知道，也不认识陈毅。她的侄女陆宗麟回忆说：陆小曼有次应邀到上海市委大礼堂开会，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她就想在后排找个座位坐下。有位工作人员把带到前排，请她在一位首长身边就做。那位首长亲切地问她：近来身体可好？是否在画画？并说将来画得多了，可以开个画展，还叮嘱她当心身体，不要过分劳累等。陆小曼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但有不便问这位首长是谁。大会休息时，陆小曼有事出去，遇到画家钱瘦铁。钱瘦铁第一句话就问她，什么时候认识陈市长的？市长和她谈些什么？到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原来坐在她身边的那位首长就是陈毅。

▲陆小曼（1903-1965）

陆小曼后来还是知道了陈毅对自己的关照。有一天，她在街上偶遇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两人多年没见，这次见面都非常高兴。陆小曼邀请王映霞到自己家中叙旧。王映霞回忆说，陆小曼比以前胖了些，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还是一个美人的轮廓。陆小曼对她讲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说现在“幸而生活还安定，陈毅市长聘我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调为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画院又聘我为画师。我只好把绘画作为我的终身伴侣了。”

陆小曼的书画水平都不错。1964年春，她准备用楷书写一份毛主席的《矛盾论》，作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但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项工作也无法进行了。在住院期间，她和徐志摩的老朋友、出版家赵家璧来探望她。陆小曼对他说：“如果不解放，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志摩生前知道，我们的共产党是这样好，他也会和我一样相信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会跟着走胡适的道路，他可能会走闻一多的道路。”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