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观众人数突破300万 创1926年以来历史新高

沈阳故宫观众人数突破300万 创1926年以来历史新高，月子中有哪些陋习？

您好！我是羊爸爸！很荣幸为您解答！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为“捂月子”，就是月子期间不开空调，不开窗，不开风扇，穿长袖长裤，盖被子，导致中暑，最终抢救无效而去世。

在这里曾医生想为她祭上一根蜡烛。

在各种传闻中，坐月子有一大必须要遵守的习俗是：不能开空调，不能开风扇。理由是产妇不能见风，不能受寒，不然会落下月子病，带来一生的痛苦。

我的月嫂阿姨讲她曾遇到的一位新妈妈，也是如新闻中一样，大热天的，盖被子，穿长袖长裤，不开空调，只不过地点换到了常年湿热的深圳（更可怕有木有！）。

这位妈妈被热到哭，头发还有浓浓的馊臭味道。

因为太多这样的事发生

大家对【传统】的批评持续的上演

我们大多人都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看到一堆批评“坐月子”以及“黑中医”的信息。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就突然遭遇沉重的打击。诗词歌赋、春花秋月在英国人的舰炮礼炮之下哑然失声，中国人一夜之间开始从自负的华夏人开始自卑，在“洋老爷”面前，唯唯诺诺，谦恭卑微。

五四运动是这种心态的一个顶点，不是传说当时有一批学者呐喊要废除中国文字，改为拼音吗？当时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所有的文化是落后的愚昧的，甚至应该被全盘否定的！这些学者中，有我们非常熟悉鲁迅先生、陈独秀先生，还有“怕太太协会”会长胡适先生。像语言大师，写出《叫我如何不想他》这样优美歌曲的赵元任先生也主张废除汉字，我真是一万个尴尬了。

在这种全盘的否定当中，

中医也是没有跑掉的。

梁启超先生（民国女神林徽因女士的公公）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晚年（1926年）得了肾病要做手术，结果协和医院的大夫不小心把健康的肾给切掉，保留了病肾。于是梁先生在手术后三年多的样子去世（时年56岁）。不过，梁先生并非不知道实情，但是他拒绝透露协和医院割错肾的实情，因为他怕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从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健康！

现在我们西医普及率100%了，却还是有很多“疑难杂症”“绝症”“不治之症”，如过敏，糖尿病。

鲁迅先生曾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一位中医大家要用原配的蟋蟀一对做药引子，来医治父亲的病。对此鲁迅先生感叹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在讽刺中医的矫情，也是在讽刺这位给他父亲看病的中医大家何廉臣。

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榆先生也是一位和梁启超先生一样的把“主义”放置在个人生命安危的人。他曾经得过伤寒（西医诊断意义上的伤寒，和我们中医的《伤寒论》没有一毛钱关系。）他患病之后，一天比一天严重，但是杨老先生就是牛，坚持不看中医，就是要看西医，可是西医又看不好，最后高烧昏迷，开始说胡话。杨绛的母亲唐氏把当时无锡的一位名医请到家来看病，还给这位医生跪下，求他救夫。结果杨荫榆先生吃了中药后，第二天退了高烧，慢慢恢复了健康。但是仍然至死不吃中药！

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

我们到现在都觉得“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拿“坐月子”这件事来说吧。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这个习惯，于是“坐月子”成了“众矢之的”。

像大明星Angelababy,生完孩子之后，没有按照习俗裹得严严实实，而是齐齐整整，漂漂亮亮出现在公众眼前。于是有人怀疑AB是代孕生的孩子。再加上“坐月子”确实坐出很多问题，这下子很多坚持科学价值观的人更加大肆抨击坐月子。

他们的逻辑是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是欧美的就是先进的。

我作为一名中医，想说就是要“坐月子”啊，

一定要“坐月子”啊。

因为产后气血大亏，身体就处于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阶段，或者说免疫能力很低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吹了风，特别是冷风，就是很容易生病。

虽然说，什么“坐月子”落下的病根到了老年才发作，或者是月子病一定要再坐一次月子才会好，是完全胡说八道。但是事实就是月子里得了病，比如受了风寒之邪，关节疼痛，就是很不容易好，治起来也很麻烦。而且现在哺乳的妈妈们都不愿意吃药治疗，导致拖延的时间很长，增加疾病的复杂性。

“但是三伏天热到不行

不开空调，不用风扇

就是真的不尊重自己的身体 ”

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活条件非常非常差。大部分人住的都是茅草棚，即使是贵族，住的房子也四处漏风。此处可参见故宫和苏州园林。所以当然要提倡不能见风啦。话说，我觉得苏州园林的房子就算门窗关了，也还是漏风得很。更不要说平民住的房子啦。所以产后不能见风，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那时候也做不到真正不见风。

而现在，我们住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避风条件超级好。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和古人一样啊！

夏天要开空调，只是月子期间给空调装个挡风板，不要直接对着吹。以及不要把温度开得太低，不然室内外温差太大，忽冷忽热，超级容易生病（顺带说，最近这种天气，已经让很多小朋友中招了）。

从我们中医道理上来说，也是成立的。我们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当自然界阳气过于亢盛的时候，人体应该养阴。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呆在凉快的地方。特别是产妇，抗热能力本来就差一些，自然更加不能受热。

再说说不洗澡不洗头不刷牙这些令人惊悚的习俗。

还是上面的老话，有这些习俗是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洗了澡洗了头，容易感受寒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容易引起伤口感染。

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很好，洗头洗澡有淋浴（这点非常重要，产后是不能泡浴的），吹风机几分钟就把头发吹干（而且空调有除湿功能哦，南方的妈妈点赞）。温水刷牙也不会对牙龈有刺激。

为什么生活条件变了，我们还是依然坚持过去陈旧的习俗呢？

我们这些遵从中医道理生活的妈妈们，首先就是要跟随天气、人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嘛。

“坐月子”就会“坐”得很开心啊。顺产妈妈一周后洗头洗澡，剖宫产妈妈两周后洗澡洗头。具体时间再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比如说，我平时身体很好，生完宝宝5天头发油得不行，我就是要洗头。那就开开心心去洗头啊。我自己身体不好，头发也不油，身上也不出汗，我就是要28天后才洗头洗澡，这个也可以啊（要注意乳头卫生以及宝宝的卫生）。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天一定要冲洗会阴，并且及时更换卫生巾，保持干爽，以免感染。

说来说去，我觉得我们中医提倡的“坐月子”应该叫“产褥期中医护理”。

这样既不会和“坐月子”的陋习联系起来，又不会让新妈妈们刚生完娃就猛吹空调，喝冰镇饮料。

张作霖回奉天为什么坐火车而不坐汽车？

怎么不问张作霖为什么不走路回去？他要是坐汽车被炸死就会有人问怎么没坐火车，再或者怎么不坐飞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耍了日本人，已经被列为黑名单了，出事是迟早的。

先说说张作霖为什么要回去？

背景：1926年7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决定扫灭北洋军阀，新型组织一开始都是很给力的，北伐军经过几次扫灭后气势高涨，在驱逐孙传芳、吴佩孚等人后矛头直指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他一心认为最后收拾他的会是蒋介石，结果没想到确实背后一直支持他的日本人。

张作霖主要是依靠日本人的不断支持才逐渐脱颖而出，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开始要求张作霖为自己做事了，结果张作霖阳奉阴违，加上骨子里有血性，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为日本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日本人一开始还想着自己抓住了一个好傀儡，结果却被这个“傀儡”耍的团团转，张作霖自然明白其中原因，其实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军队很难顶住蒋介石的北伐军，最后决定回到关外。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在做这个决定前，日本人就已经开始对张作霖动手了，日本陆军士官河本大作认为把张作霖除掉，奉军必定大乱，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寻找一位听话的傀儡，实在不行直接由关东军占领。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张作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自己则坐在第8节车厢。 可是河本大作事先让人在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下埋好炸药，结果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一塌糊涂，自己也被炸飞了出去，咽喉被铁片撕开一道口子，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张作霖是谁？精的很，可是被日本人盯上自然下场不会好，其实就算日本人不搞他，苏联人也早已经蠢蠢欲动了，甚至解密档案里就说是苏联人密谋害死的。

既然题主问了为什么是坐火车，那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张作霖并不认为日本人会除掉自己，最多也就是吓唬自己，所以在即使自己儿子张学良提醒了自己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坐火车，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火车比汽车要快，要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高速公路，而且是专列，可以说是张作霖家的私家车。

最后：火车比汽车安全，不但张作霖这么认为，就如今来看，所有的交通工具里火车绝对是安全系数最高的，当然如果你说坐马车没有交通事故，我只能说如果张作霖坐马车只会下场更难看。张作霖对自己的专列还是有信心的，他也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但终究逃不过高科技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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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4个省会以上城市的传统标志建筑物是什么？

我国

三十四个

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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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点，看看各大省会城市都有哪些标志性建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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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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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件事的原委我来说一下：

一、 政变的发生

1924年10月23日,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吴佩孚亲自督战接二连三受挫之际,参战的直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任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倒戈回京。

首先派兵接管全城防务,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并强迫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此即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这场军事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冯玉祥(1880~1948 年),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其父为清末旧军小军官,从小随父在保定长大,16岁人淮军当兵,后转投北洋新建陆军,1909 年升为管带。1911 年参加滦州起义,事泄被撤职。

1912 年在其舅父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中任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警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又升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改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7 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

段祺瑞主政后，曾抵制其派往南方“援闽”“援湘”,并因 1918 年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而被段免职,后经曹锟再三保荐才被派驻常德兼任湘西镇守使,1920 年调驻河南,次年入陕西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

1922 年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赶走了赵倜而接任河南督军。同年 11 月调任陆军检阅使。

二、政变发生的原因

冯玉祥原属直系,是吴佩孚的部下,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吴,发动了北京政变,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冯与吴之间争权夺利发展为严重的利害冲突。

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战功而升任河南督军,但吴驻节洛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对冯异常歧视并进行压制。冯初到河南时,只有第十一师1 个师的兵力,接着他便扩充了第七、第八和第二十五计 3 个混成旅。吴对冯实力的增长深怀疑忌,于是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让曹锟免去冯的河南督军,而由吴的亲信张福来取而代之,强迫冯出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这样一来,调驻北京南苑的冯玉祥即丧失了地盘,又失去了兵源和财源,就是从河南开拔时吴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的 20 万元饷项也没有兑现,致使冯部的饷项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冯玉祥深知吴的用意就是置他于绝境,使他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再有当年直系驱迫黎元洪下台之时,冯玉祥承旨发难,以重兵围困公府,逼黎退位,其后曹锟则正位总统,以言翊戴,冯实出力不少。而事后行赏,诸将尽得实惠,独冯为吴佩孚所扼,未得实利,而逼宫恶名,又归之冯。

因此,冯对曹锟心怀不满,对吴佩孚更是恨之入骨,而曹锟的军需处长李彦青对冯部的饷械多方克扣,也增加了冯除李而后快的决心。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前后,全国人民反对曹、吴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三,孙、段、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直,战前就派人与冯玉祥加强联系,冯亦不断地与孙中山以及奉系张作霖信使往还,冯还秘密地得到奉军的一些军事补给而同奉张达成互不交战的默契。除此之外,日本派遣黄郛对冯玉祥进行游说,对冯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以倒戈相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政变的过程

当时,冯玉祥的实力大体是:第十一师以及第七混成旅、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五混成旅和骑兵、炮兵各一团,兵员大约有 2 万余人。第十一师师长一职由冯玉祥亲自兼任,而第十一师下辖的第二十一旅旅长为刘郁芬、第二十三旅旅长为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为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为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为宋哲元。这五个旅长时有“五虎将”之称。

其中,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京东的通县外,其余均驻在北京南苑。在吴佩孚以北京政府的名义声讨张作霖而揭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帷幕前后,冯玉祥部即着手备战。

为了发动这次政变,冯玉祥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了补充兵源,就积极招募新兵,随后便在南苑进行集中训练,并以部将张维玺主其事。冯将其所属的部队集结在南苑,对兵员和武器进行一次总检查,多次对官兵进行训话,以提高战斗力。同时，特别是秘密地联络被吴佩孚认为是“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弄掉” 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以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的孙岳等人,与他们暗中达成协议,获得他们“竭尽力量相助”的允诺,相约待后见机行事,这就在直系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冯为首的潜在的反对曹、吴的力量。

而且冯特意事先向曹锟推荐任命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的职务,预作内应。对此,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一书中曾专章叙述“首都革命”的前后情况,他说:

“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暂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军分三路进攻,直军亦派三路迎敌,吴佩孚令冯玉祥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冯说: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境。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

冯提到的胡笠僧，就是胡景翼，胡字笠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 1922 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任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曾随冯军一起参战。而吴佩孚的这一安排,更坚定了冯倒戈相向的决心,加之这时段祺瑞又派人给冯送来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不赞成打内战,并希望冯玉祥对贿选政府有所自处。

随后,张作霖亦派代表见冯,告之“只要推倒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同时,张还出钱百万,以供联络冯之用费。冯当即对奉张代表表示: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倒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冯玉祥在与皖段、奉张暗中联络,又与胡及其部下岳维峻等人进行策划的同时,制定了两套计划：一是如果吴佩孚打赢了这场战争,冯等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拦截吴军,不让其回到关内来;一是吴佩孚若受挫吃了败仗,冯等则回师至京发动政变。

是时,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即秘密给胡景翼去信,让其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吴佩孚在前线作战的情报。当冯探知吴在前线作战失利的确讯后,立即抓住时机,命胡景翼马上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及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佩孚的军队西归;同时,冯命其驻在密云的嫡系将领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返回北京,会同部将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一同入城;同时又命另一嫡系将领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京郊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以断吴佩孚的后路;另外还命令已抵达承德的部将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期班师。

10月22日,鹿钟麟到达北苑同冯军的兵站总监蒋鸿遇等相见,共同研究进京计划,决定当日晚 8 时即率部由北苑出发,12 时准时抵达北京安定门下。此时,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早已接到冯的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部队入城。23日,冯玉祥到了北苑,并同随后赶到的胡景翼、孙岳等人于次日召开会议,研究军事,政治问题,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以维持时局。

同时,议决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当即决定由冯玉祥出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分任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军长,继续指挥对直军作战,并决定“曹锟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曹提出三个条件:

(1)下停战令;(2)免吴佩孚本兼各职;(3)请曹自动退位。

这时,国民军已经接管全城防务,并派兵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遣散了总统卫队,把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大总统曹锟被囚后,颜惠庆内阁于 24 日提出辞职,一时中枢无主,冯敦请颜留任未果,转而请王正廷组阁又未被接受,最后冯只好请老朋友时任颜内阁教育总长的黄郛出组摄政内阁。11 月 1日摄政内阁正式成立,由黄郛充任内阁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郛（蒹）

海军总长陆军总长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迺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这个内阁奉系要员只有王永江,因故张作霖非常不满,王亦不肯赴京就职。而各国驻京使团也不欢迎,致使黄郛宴请外交团,因外使拒绝赴宴而作罢。后冯玉祥、张作霖等几经协商,共同决定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 11 月 25 日正式就职。

而老奸巨滑的段祺瑞当上执政以后,深知自己已无兵权,于是便凭借张作霖来扼制冯玉祥；假若没有冯军,段又必然受制于张,甚至能危及他的执政宝座,为此,他对冯略施抚慰手段,以满足冯保存实力和扩大地盘的心愿。就当时各派实力而言,在曹、吴被推倒之后,北方已无人能同张作霖的力量抗衡,这样,北京政权实际上就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四、溥仪被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做了一件轰动国内外而又名垂青史的大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他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溥仪(1906~1967年),为清朝逊帝。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在挟制溥仪退位的过程中,曾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与清室议定了一个列有八款的优待条件,承诺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要“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的款项,仍由国库照拨不误,帝室“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执事人等“照常留用”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等等。

因此,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的清朝的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仍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是国中之国,以致于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人在京城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把 12 岁的废帝溥仪拉出来再次登基。不过,时过境迁,复辟已不得人心,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中,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抓住时机,立即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使溥仪仅仅当了12天的皇帝,再次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冯玉祥早年就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异常不满,辛亥革命时他就参与策划滦州起义,后来又亲身参加讨伐张勋复辟,这次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的直系政权,控制了北京政局,于是他便提请黄郛摄政内阁讨论驱逐溥仪出宫的问题,以实现他的政治宿愿。

经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便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修改后的条件大体是:永远废除宣统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由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并特支 200 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禁宫,可自由选择居住,政府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保护；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所有。同时,决定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名流李煜瀛(字石曾)前往故宫执行。

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协商,决定带领军警各 20 人,一齐到故宫执行任务。事先按鹿提出的两个步骤,即先由鹿出面迫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刻迁出故宫,然后由李煜瀛主持进行清室善后事宜。是日上午 9 时 ,由鹿钟麟携带摄政内阁阁揆黄郛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煜瀛由警备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后随载有军警的卡车两辆,直趋故宫神武门。先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械,继又将清室警察卫队约 400 人全部缴械,令其听候改编,并到军机处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起来,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

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限其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去帝号,迁出故宫,派员移交各项公私物品。经过紧张的催促,并在国民军的威慑之下,绍英人告溥仪终于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随后,鹿钟麟令警卫部队开进故宫负责守卫;李煜瀛也命预先准备的接收人员入宫开始执行接收工作。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对冯玉祥的这一革命行动既有严厉的谴责,也有热情的祝贺。北洋军阀、达官贵人大加非议,段祺瑞为此还致电冯玉祥,责备他“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而张作霖亦有同感。

对此,冯氏亲拟了电稿,针锋相对地予以严厉批驳,他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与此同时,英、日、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事件也异常关注,纷纷向北京外交部进行探询。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件大快人心之举,并于驱逐溥仪的第二天,即 11月6日,北京城到处悬挂国旗,以示庆祝。

冯玉祥派兵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命其永远废除帝号的举动,是冯氏在北京政变之后做的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连根拔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竞之功。

为此,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予以极高的评价,并特致电冯玉祥,称“执事鱼日(6 日)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在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五、政变的评价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地位为之一变,军事力量大增,即从原来仅是直系一名师长,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从掌握一师的兵力进而扩充为拥有 6 师 8 万人的实力,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派胡景翼率兵进袭洛阳,取而占之。派孙岳率部赴保定,缴了曹锟嫡系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械。他派嫡系部队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冯部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在杨村附近与吴的残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吴部不支,全军覆没,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终使吴兵败南逃。

应当说,当时冯玉祥在军事、政治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从北京政变的全过程来看,政变不过是军阀内部变乱而进行的一次倒戈活动,绝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这从政变的结局又把早已下台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捧为北京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难怪孙中山说“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但是,对这次政变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客观地予以充分肯定。

首先,它毕竟推翻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直系军阀曹、吴政权,从而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更为孤立,使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处于分崩离析之状;

其次,他对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冯玉祥没有履行迎孙中山北上从政的诺言,然而他邀孙北上至京,就扩大了孙中山与革命的影响,对推动北伐的进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从而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第四,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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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明清故宫的历史人文？

沈阳故宫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建造的皇宫，又称盛京宫，清朝迁都北京后被称作“陪都宫殿”，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沈阳故宫也是故宫博物院沈阳分院。

沈阳故宫前的步行街

沈阳故宫位于沈河区明清旧城中心，乾隆时期沈阳故宫扩建增修，达到占地六万平方米的规模。1926年以后，其建筑群陆续辟作现沈阳故宫博物院。

沈阳故宫门口的下马碑

沈阳故宫有建筑90余所，房屋300多间，规模不足北京故宫的十分之一。但建筑上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特色，是沈阳最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

沈阳故宫的建筑布局可以分为三路，即东路、中路和西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圣祖玄烨，先后三次东巡盛京，谒祭新宾永陵和沈阳福陵、昭陵，都曾驾临沈阳故宫视察保护状况，并在此举行典礼。

沈阳故宫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融合了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建筑艺术，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努尔哈赤

其实清朝第一个宫殿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努尔哈赤在此黄衣称朕建元天命，史称“后金”。1622年努尔哈赤在辽宁辽阳“东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