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游桓山记》苏轼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
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
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 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
”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
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
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
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
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齿，既以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 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
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 “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 桓山之下， 维水弥弥兮! 司马之藏， 与水皆逝兮! ”歌阕而去。
从游者八人： 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桓山在今苏北铜山县东北十七里，旧志作“二十七里”，误。
《水经注》：“泗水南迳宋大夫桓魋冢 。
西山枕泗水西，上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也。
”“西山”即指桓山。
《铜山县志 ·山川考》对桓魋墓作了较详细的描述：“石椁由山顶凿下数十尺，西向有埏道，门高数尺，宽如之。
中广二丈，深三四丈，两旁有耳房。
上皆版石，四壁凿痕阔二指。
入夏，上版滴水不绝，记 (按指苏轼 《游桓山记》) 所谓‘不成’者以此。
”据这些文献记载，桓魋墓为桓山石墓群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元丰二年 (1079) 正月，苏东坡与儿子苏迈等人，春游泗水畔桓山上的桓魋墓。
桓魋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本姓向，因是桓族，故称桓魋。
桓魋曾起意杀害孔子，引起孔子在逃避途中倚树作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事见 《孔子家语》。
苏轼不但使道士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于桓墓 (按，《履霜操》为哀怨之音。
韩愈 《琴操序》：“伯奇，尹吉甫子，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 《履霜操》。
”)，而且借回答“或曰”的“非礼”责难，大发了一通议论。
最后还在石室墓道中放歌凭吊，表现出开放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非儒学的异端思想。
此时期苏轼的人生观、宇宙观已趋成熟。
《游桓山记》与同时期的重要作品 《赤壁赋》内涵十分近似，像《赤壁赋》那样借游览展示自己的灵魂，宣示自己的志向和哲学观点。
清 ·刘熙载 《艺概》：“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
”苏文直抒胸臆，独特的见解十分深刻，确实给人“打通墙壁说话”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所谓“立脚稳处”，就在志向和哲学观点上。
《游桓山记》就是一例。
《游桓山记》第二段中答客难一段话，分析了桓魋有知、无知的两种情况，并未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这两种情况统一到假设中的桓魋身上。
可见苏轼在生灭、变与不变这类宇宙的根本问题上并不执著拘泥，正是 《前赤壁赋》所说“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桓魋可以有知，也可以无知。
怎么理解?这就是合二而一，把人生的变化摆到自然变化的大背景上，使一瞬的人生和常生常灭的宇宙合为一体。
既然有这样的背景，能与宇宙合二而一，那么，被儒家视为恶魔的桓魋简直可以化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成为造物者“无尽藏”中的一部分了。
人和宇宙的关系，并不只停留在合二而一，还有一分为二的一面。
《游桓山记》二段末的“鼓琴而歌”中，“司马之恶，与石不磨;
司马之藏，与水皆逝”的语句，变与不变，分别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其实就描写了一分为二，所以“歌阕而去”，作了总结。
这正是《后赤壁赋》所描写一鹤化二道士的境界。
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相联系的观点，合于易象阴偶阳奇产生宇宙万物之说。
这样的宇宙观和对人生本体的认识，与辩证法亦有接近之处。
基于这样的观点，要理解“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的自然美就比较容易了。
“自然美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样的说法，恰当地形容了自然美与人的主观意识合而分、分而合的真实状况。
人类就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认识宇宙和鉴赏自然美的。
关于《游桓山记》的深层内蕴，还有一点应提及。
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 四月至元丰二年 (1079) 二月知徐州近二年，在这段时间里，徐州接连发生罕见的大水灾和大旱灾。
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苏轼与徐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与此同时，他还了解到徐州人民独特的剽悍性格：“凶桀之气，积以成俗，……沈鸷勇悍，可以任事。
”(《东坡奏议集·上皇帝书》) 他向神宗建议，对这里的人才应“别开仕进之门”，不取文墨而取其武勇。
《游桓山记》中对徐州古人——拔树示威敢于对孔子不礼的桓魋流露的同情和怜惜，未始没有因当时的徐州人感发的成份在内。
苏轼和《记承天寺夜游》——冬云《记承天寺夜游》这篇小品文，是元丰六年（1083年）作者被贬黄州期间的生活的见闻和感受。
寥寥八十四个字就创造出一个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并饱含着作者微妙而复杂的心理状态。
当时，作者因罹文字狱被贬至此，虽为团练副使却形同罪人，过着失意而闲居的生活。
他在经受了贬谪的打击与痛苦之后，在贫困荒僻的黄州，平静了自己躁动不安的灵魂，要以淡泊的生活来修补自己在政治漩涡中受伤的心灵。
苏轼的前半生踌躇满志，决心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经世济民。
政治上充满锐气，直言敢谏，不愿苟同流俗阿附权贵。
由于他坦诚相言，仕途沉浮不定，半生坎坷不平，屡遭贬谪。
他在病逝前两个月，对自己的后半生进行了无奈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不系之舟”，是对自己无所系念，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比喻，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
而后两句不免带有心酸的意味。
古人云：“刚直太过，取祸之道”，由于他见解独立，不知迎合权势，曾被贬谪到湖北黄州，贬谪到广东惠州，贬谪到海南儋州，终于贬到天涯海角。
作者说这是自己一生的功业。
他这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性情，是在贬谪黄州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作者因“乌台诗案”贬到黄州，这时的佛道思想对他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
他经常到寺庙中焚香静坐，躬察自省，他要摒弃一切私念杂尘，超凡脱俗。
尽管他还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自励，但已参入了大量的佛道信仰。
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而能精神解脱。
以儒家的思想入世，以佛道思想超世，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
无论穷达都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
他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以“内佛外儒”的形式把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致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对人生的厌恶和伤感。
他懂得人生的艺术，他热爱生活，所以在被贬黄州期间，也没有沉溺于感情的深渊，仍能涉笔成趣，触处生春。
《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清新隽永的小品就能说明这一点。
团练副使这个挂名的闲职使他心情郁闷，月夜游寺正是他消释抑郁的良好机会，在静谧的自然美景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秋末冬初之夜，已有寒意，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又度过了一天，作者“解衣欲睡”，以进入人生如梦的生活。
此时，“月色入户”，月光却悄悄地进门造访，来慰藉这位失意的诗人。
这“床前明月光”好像懂得这位“迁客骚人”的寂寞心情，要主动与他相伴。
这月色月光激活了作者的情思，他高兴得再也不能入睡了，便“欣然起行”。
可是谁能与我共赏月色而“为乐”呢？寂寞中求伴侣，明月下思同心，“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张怀民是作者的好友，当时也被贬在黄州，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怀民亦未寝”。
邀友赏月，漫步闲庭，寥寥数语，信手拈来。
庭院中皎洁的月光，宛如一泓积水那样清澈透明；
竹柏倒影，清丽淡雅，就像水中的“藻、荇交横”。
作者以凝练的笔墨，点染出一个空明澄澈，疏影摇曳，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
清新自然，极富情韵。
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意味深长，揭示主旨。
意思是只有作者和张怀民这样被贬的“闲人”才能领略到月光下的美景。
作者慨叹无人赏月，暗示世人在汲汲于名利。
联想到自己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漫步的悠闲，赏月的欣喜等，种种难言的感情，复杂微妙的心境，尽在其中。
这篇小品文，以独有的慧心妙笔，勾画出一幅清逸秀美的月夜图；
自由尽情地挥洒，行云流水般的抒发了性灵。
在清冷的月景中，自然地融入他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这是他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和性格的升华。
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受到美的熏陶。
苏轼散文的风格特点：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扩展资料：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化内涵在1127年前，对苏轼散文予以高度赞誉的人大多与苏轼的文化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
这些人当中包括李廌(1059-1109)、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等苏门后学，以及道潜(1043-1106)、惠洪(1070-1128)等佛门人士，他们都从创作状态、历史地位、气度涵养等多个角度，高度推崇苏轼的散文。
北宋末年“元祐党禁”的政治事件，使得苏轼诗文的传播受到了客观的阻碍。
不过，这并没有减弱苏轼文章在读者心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
1127年后，苏轼散文所受到的关注与认可程度较之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人群主体，从层次与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扩展。
标举、赞扬苏轼散文的价值，是1127-1279年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共识。
南宋的帝王与中国南北方的士大夫，都在表示自己对苏轼文章的认可与喜爱时不吝赞扬之辞。
苏轼的价值并没有被限制在“文章家”的畛域中，文化精英对苏文的欣赏，跨越了政治地位、学术传统与地域的阻隔。
入元之后，一批原来活动于宋、金的士大夫依然秉承了过往的态度，包括具有理学背景的刘埙(1240-1319)、吴澄(1248-1333)等人，苏轼作为儒家“文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的地位近乎完全奠定。
苏轼散文的风格特点：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
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
苏轼：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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