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作品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何谓文化》、《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等。
1、《文化苦旅》是当代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
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
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
该书获得了全国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台湾最佳读书奖。
2、《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
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3、《霜冷长河》中收录了关于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诸多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风格平实自然，行文简洁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性的深入思考。
4、《千年一叹》是200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图书，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
在千年之交2000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
5、《行者无疆》为余秋雨的游记随笔，记录了作者在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旅程中的全部感受。
它是一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
书分南欧、中欧、西欧、北欧4卷，收录散文80篇。
余秋雨感叹：“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
”余秋雨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余秋雨散文三篇 篇一：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
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
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
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
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
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
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
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
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
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
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
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
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
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
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
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
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
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
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
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
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
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
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
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
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枪的历史造型。
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
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
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
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
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
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
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
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
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
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
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地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
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
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 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搂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
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
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
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她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
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
她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
她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
最后，她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
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这个月底，医院让病人评选优秀护士，这位冒雪数花的护士得了全票。
过不了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拥到了檐廊、阳台前。
谁都明白，我们的腊梅这下真的遭了难。
几个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
雨越来越大，有些花瓣已冲到檐下，病人们忧愁满面地仰头看天，声声惋叹。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去架伞!”
这是另一位护士的声音，冒雪数梅的护士今天没上班。
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手上夹把红绸伞，眸子四下一转。
人们像遇到救星一样，默默看着她，忘记了道谢。
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说红伞太刺眼，与腊梅不太搭配。
护士噘嘴一笑，转身回到办公室，拿出来一把黄绸伞。
病人中又有人反对，说黄色对黄色会把腊梅盖住。
好在护士们用的伞色彩繁多，最后终于挑定了一把紫绸伞。
篇二：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
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
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
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
海的诱惑太大了，对“
结束”
和“
开始”
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
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
作为“
热身赛”
，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
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
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
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
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
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
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
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
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
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
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
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
波罗。
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
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
按马可·
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
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
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
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
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
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
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
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
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
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
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
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
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
番夷”
的惯性理解有关。
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
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
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
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
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
—
—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
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
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
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
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
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
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篇三：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
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
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
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
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
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
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
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
钢笔文化”
代替“
毛笔文化”
。
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
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
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
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
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
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
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
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
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
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
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
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
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
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
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
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
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
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
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
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
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
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
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
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
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
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
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
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
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
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
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
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
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
…
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
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
笔冢”
。
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
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
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
余秋雨散文作品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何谓文化》、《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等。
1、《文化苦旅》是当代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
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
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
该书获得了全国金钥匙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台湾最佳读书奖。
2、《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
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3、《霜冷长河》中收录了关于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诸多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风格平实自然，行文简洁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性的深入思考。
4、《千年一叹》是200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图书，是余秋雨先生的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
在千年之交2000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
5、《行者无疆》为余秋雨的游记随笔，记录了作者在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旅程中的全部感受。
它是一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
书分南欧、中欧、西欧、北欧4卷，收录散文80篇。
余秋雨感叹：“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
”余秋雨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余秋雨作为我国九十年代的一位著名 散文 作家，他的影响力堪称一绝，余秋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地位。
我精心收集了余秋雨 散文欣赏 ，供大家欣赏学习! 余秋雨精美散文欣赏：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
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
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
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
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
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
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
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
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
纔踩几脚，已经气喘，浑身恼怒。
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
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
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
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
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
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
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
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
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
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
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
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
它总在的，不看也在。
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
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
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
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
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
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
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
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
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
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
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
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
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
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
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
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 其它 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
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
待放眼鸟矙一过，此时纔敢仔细端详。
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
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
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
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
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
或者，干脆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
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
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
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
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
此时此刻，刚纔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
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
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
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
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
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
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
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纔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
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
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
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纔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
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
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
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
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
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
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
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
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
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
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20年前。
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动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
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于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
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
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纔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
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
惟其这样，人生纔见灵动，世界纔显精致，历史纔有风韵。
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
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
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明晨，即可借明静的水色把耳根洗净。
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抬头，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
—
山，名为鸣沙山;
泉，名为月牙泉。
皆在敦煌县境内。
余秋雨精美散文欣赏：白莲洞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
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
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
白莲洞人”
的血缘关系。
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
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
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
一声长啸，一片欢腾。
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
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锺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
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
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
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
头顶有“
吱吱”
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
脚下有“
喇喇”
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
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
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
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
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
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
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
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
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
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
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
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
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
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
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
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
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
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
…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
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
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
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
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
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纔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
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
芝麻，开门!”
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
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 传说 ，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
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
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 成语 。
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轰传百代，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纔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个武陵人终于来到一个理想国。
从此，哪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
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
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
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
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
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沈思，那么，他沈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
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
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
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
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
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纔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
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
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
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纔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
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矙。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
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
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
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
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
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
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
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 魔方 》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
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
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
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
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余秋雨精美散文欣赏：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跋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
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
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
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
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
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
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
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
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
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
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
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
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
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
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
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 文化 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它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
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
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迭起来。
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
，倒也没有大错。
同是汨罗江畔;
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xx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
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
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
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
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
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
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
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
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
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
宛若一个鲁滨逊。
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
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
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
文采辈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
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
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
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
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
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 文章 。
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
“
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
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
”
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
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
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
。
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
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
自昔纔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
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
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月。
当时，柳宗元变成了“
法家”
，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他说;
“
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它南下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 毕业 ，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
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
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岛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
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纔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
华复文明，纔不至全然黯暗。
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懊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
明天。
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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