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春秋末至战国初，代表作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论语》、墨家的《墨子》。
《老子》用短小的类似哲理诗的形式高度概括了道家的观点。
《论语》多为简短的语录，不少格言警句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粹。
《墨子》渐有论说文的基本模式，但质朴无文。
战国中期，代表作为《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
《孟子》大多用对话体进行说理，《庄子》除了对话体，还更多地借助寓言和比喻。
二书皆形象生动，说理畅达，行文波澜起伏，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战国后期，《荀子》和《韩非子》则是其代表作，它们既是一些单篇论说文的结集，同时又是一部经过严密组织起来的成体系的学术论著。
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代表了先秦说理散文的最高成就。
这些诸子散文，尽管繁简不一，文体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的发展过程乃是由简而繁，由梳而密，由杂碎而严谨系统，文学的色彩也愈加浓厚。
其中以《庄子》、《孟子》、《韩非子》和《荀子》最具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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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交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
《论语》是较短的语录体散文。
《墨子》在对话中有议论，初具议论文的规模。
战国中叶为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
《孟子》是对话体论辩 文，《庄子》接近专题论文。
战国后期为第三个发展阶段，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
先秦诸子散文大多文情并茂，极具文采，善用譬喻陈说事理，论辩是非，增强了说服力，而排比、夸张等修辞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辞采缤纷。
总之，先秦诸子散文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是一部记录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的著作，是四书五经中四书之一。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称为四书，而《孟子》是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和政治行动。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
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阅读《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特点。
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
《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够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
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
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
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
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不管孟子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都算是孔子学说的嫡传，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
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
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孟子》一书称述曾子之处也较多，说孟子之学源于曾子，也未尝不可。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
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
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
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
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
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
《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
《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
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
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
《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
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
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的一个理想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
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
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
《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
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
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
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
善于论辩。
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
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
《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
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
’‘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
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
《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
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极有气势。
这也和时代有关。
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
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
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
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
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
勿视其巍巍然。
……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
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
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
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
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
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
富于形象。
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
《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
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
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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