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汉族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前者包括《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 《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 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古代中国是散文大国，也是出现这种文体最早的国家。
后代散文源于先秦散文，它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
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
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
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
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
（一）创始性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三）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四）随意性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扩展资料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
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部分也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
丰富多彩，斑驳灿烂的先秦文学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
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
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
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
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
《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
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
《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
《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
《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
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
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
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
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
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
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
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
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
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荀子和韩非子的出现标志着议论文体系的成熟。
《荀子》杂文多为长篇杂文，篇目多，论点清晰，论据充分，结构完整，已成为成熟的专题议论文。
此后，这种文体成为中国推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韩非子发展了荀子议论文的表现力和说服力，将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收集、整理、创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1在思想内容上，先秦诸子的散文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比如孔子主张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贤者，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主张神力。
2.在文体上，先秦诸子散文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比如《论语》简单含蓄，《墨子》简单明了，善于类比。
孟子雄壮善辩，庄子文思狂放，荀子雄健细致，比喻繁富。
韩非子厉害险峻，论点精辟。
3.在语言方面，先秦诸子的散文都很好地运用了隐喻，而且比取象更深刻。
比如《庄子·寓言十九》中，引子相连，意象深刻，在诸子百家中是最高的。
4.就文体发展而言，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辩的体系。
从抄本到论点清晰、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论，展现了中国议论文发展的总体特征。
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一些故事叙事，颇似小说，为后世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源头。
主要保存在《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
包括《左传》、《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和《论语》、《庄子》等先秦推理散文。
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并不明确。
在当时，散文只能说是一种与诗相对立的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上的散文和叙事。
然而，由于其文学性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被视为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先面世的是老子《道德经》。
也叫作《老子》， 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道”及其规律的论述。
老子以天之道来推论人之道，主张社会的规则应效仿自然规律。
我最喜欢老子说的：“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 老子用“上善若水”来说明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老子还以大自然中的水为例子，说明“以柔克刚”的道理，从而引申到“以退为进”“甘居下流”“不为民先”的处世观与政治观。
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至为深远，对于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这是我国哲理性著作《易经》的文体的嬗变，也蕴含着《诗经》的风韵，是老子独创的一种文体。
作为议论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老子以道为学，以诗为文，并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散文以神理为体，以形文为用的文章体制。
《论语》比老子稍晚。
它的体制与《老子》全然不同。
这是一部语录体著作，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多是些叙说性文字或断语，篇幅短小简约，还未形成结构完整的单独篇章。
但是，这些语录也具备了散文的基本特征，表现提供对话的语境以及出了与《老子》不同的艺术特色。
首先，《论语》刻画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提供对话的语境以及富有很强表现力的任务举止言谈，取其，展现任务的性格特点和情感世界。
有时寥寥几笔，就可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情态刻画得活灵活现。
如《侍坐》章，历来为人称道。
还有孔子的一些弟子的形象，等都比较鲜明。
其次，《论语》的语言也很有特点。
它以口语为文，亲切自然，而又生动传神。
语言平实而含义深刻，表达含蓄而意味深长。
《论语》注重实用而又文质彬彬的文风深刻地影响到后世散文的创作，成为先秦说理文的主要形态。
总之，春秋时代的散文，在论说文的体制、表现方法、语言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性，并且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从而奠定了诸子散文的基础。
《孟子》的文章在语录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有些章节依然是《论语》式的片言只语的记录，而有的章节则出现了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反复论证的对话体文体。
文章的篇幅明显的增长了。
有时为了论述一个问题，可以使用多达数千字的篇幅。
《孟子》发展了辩论艺术，善用比喻，寓言说理，使得文章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孟子》语言的文采和表现力远胜《墨子》，而其文章体制却不如《墨子》成熟，这也许与孟子墨守儒家家法，作文模仿《论语》有关。
《庄子》的散文极富创造性，首先，它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撰述说理文。
文章很少使用逻辑方法进行辩论，而是多用寓言故事连缀成篇，用形象直接说理，理隐事中，意在言外。
从文体是看，《庄子》基本摆脱了语录体，文章具有专论体的倾向，但依然保留着对话体的成分。
《庄子》还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
千百年来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
鲁迅称：“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
”老子发轫于前，庄子继轨于后，共同创造了散文艺术极品，在先秦诸子中独放异彩。
《荀子》与《韩非子》的出现，标志着议论性散文体制的成熟。
《荀子》的散文，大都是一些长篇大论，文章具有标题，且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构完整，成为成熟的专论体议论文。
此后，这种文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韩非子》发展了《荀子》的议论文，极富表现力与说服力，把议论文的写作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收集、整理、创制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诸子在散文发展的过程中，各具特色，各有建树，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又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关怀人生，关注社会，贴近现实。
他们为社会而立说，“文章合为时而筑，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传统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础。
第二，议论中倾注了浓烈的情感。
诸子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著文自然就把感情倾入文章之中了。
第三，象喻式的表达方式，形象地说理方法。
使议论文变得生动活泼，使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形象。
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语言修辞。
诸子论著都是学术著作，它们以其深邃的思想，宏博的理论，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
同时，它们又以其华美的词章，瑰丽的形象，多彩的风格，高超的技巧，丰富的想象，成为精美的文学作品，铸就了我国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6页。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第5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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